除了那个让世人极度好奇的问题,电影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宋丽玲和加利马尔到底是不是真的爱过对方?
宋丽玲的原型时佩璞被特赦之后,时佩璞继续表演京剧,对他与布尔西科关系的细节三缄其口,只表示“我过去能让女人和男人都为我神魂颠倒”,“我是谁,他们是谁,不重要”。随后几年里,时佩璞与布尔西科几乎没再见过面。时佩璞在死前几个月,已经有些意识模糊,只是逢人就说,自己的爱人,名叫布尔西科。
但是与之相反的,布尔西科把时佩璞当做自己一生的耻辱,甚至是憎恨的,时佩璞去世时,布尔西科对时佩璞的死反应冷淡,说:“他做过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都没有一丝怜悯之心,我想现在再玩另一场游戏,说我很难过这类的话是很愚蠢的。盘子现在已经空了。我自由了。”

我的理解是,布尔西科爱上的根本不是时佩璞,或者说爱上的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他爱的是神秘优雅顺从的中国女人,他爱的是一个由神秘、极具东方魅力的蝴蝶夫人,至于这个夫人究竟是谁,其实并不重要。他的痛苦来自梦醒了,或者梦碎了。
两人之间的孰是孰非已经很难讲清,除了当事人,世人的猜测也只是一种主观臆断。
《蝴蝶君》在东西方文化和男女之间的殉情方式里都做到了一个极致的颠覆,但电影不算是一个能够传世的经典之作。导演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对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始终带有一种猎奇心理,片头处一一飘过画面的笔、墨、纸、砚、折扇和屏风,勾勒出一枚枚独具西方眼光的“东方意象”。这种东方意象堆砌在电影的各个情节,是一种刻意的展示,根本不走心啊。

西方对东方的理解是非常自大的,每次听到西方人夸奖中国具有神秘气息,我都感觉不舒服,这哪里算什么夸奖,就像是一个白人夸奖黑人具有先天的体育优势一样,都算是一种另类的包装过的歧视。黄人和黑人在白人眼里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审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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