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勇双全的一代名将张辽，单刀赴会不止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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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近四万字，建议选取有兴趣的内容阅读。一章一层，第七、八章除外。
第一章：生年考证
第二章：降曹前的各种片段及分析
第三章：官渡之役、三公山劝降、收复东莱、白狼山之战
第四章：张辽等七军有否直接参与赤壁之战的分析
第五章：天柱山之战
第六章：濡须坞之战、张辽、乐进和李典三人留屯合肥的时间、地位的分析
第七章：合肥之战
第八章：魏王国下四方与四征的高低、夏侯惇有否成为常制的扬州都督、襄樊之役前后，张辽的行动
第九章：张辽改为前将军的分析、洞浦口之战、死后各种记录
第十章：劝其个人武勇的分析
附论：小议张辽与张郃之间的统率与智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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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问一般人，你对关公的印象有甚么？演义中的单刀赴会是其中一个答案。不过，用单刀赴会来形容张辽只身往三公山，也同样适用！张辽是有识人之明，不错，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诸葛亮也有看错马谡的时候，谁敢保证这先后五反的人渣昌豨，不会临时变卦？！
事后曹操那些话，只是其爱惜手下大将的表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详细情形还是当是人张辽较清楚。何况军中还有夏候渊，就算张辽一去不返，也不会导致群龙无首的糟糕状态。这证明了张辽有识人之明和过人胆色，但这是否一时意气下的草率决定？！答案肯定是不！
张辽和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下而得出的结论，大家的胆色都被比作孟贲和夏育。这个推论是由其一生的表现而得出来的，看看他的说降技巧：他不是直接亲身前往，而是先派使者，确认自己的想法无误后才动之以利（难道和这种人与他谈仁义道德吗？注定是浪费唇舌的），然后为了安抚他，便只身前往他的家拜会其妻子，因为古时会见人家的妻室是一种关系亲密的表现，与吕布和刘备、鲁粛和吕蒙一样。
所以张辽是经过一番工作后才成功劝降，而不是盲目的谈判。这事也算得上是张辽有信的例子，如果张辽无信的话，会有人信任他而投降吗？还会亲密至拜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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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年之谜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今山西朔县) 。他的生年有两个较流行的说法：一个是生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另一个版本则是四年后，也就是桓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提出前者说的人，相对于持后者说的人，对古文的理解力和对当时历史熟悉的水平都较低，所以才弄出两个版本。张辽生年的大概范围就在于这关键的一句：“布为李傕所败，从布东奔徐州，领鲁相，时年二十八。”
前者说的人认为吕布为反攻长安的董卓旧部李傕等所败后，就马上东奔徐州，吕布也以张辽为鲁相，当时张辽二十八岁；吕布败走长安是发生于献帝初平三年（公云192年），这就是前者说的由来。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陈寿的句子中说明张辽从吕布奔徐州后才被授以鲁相一职，而不是为吕布败走长安后的同年领鲁相。当中的分别只要翻一翻《吕布传》就会一清二楚，吕布败走长安后，先后投奔袁术、袁绍、张杨后（《后汉书》和《三国志》在吕布投袁绍和张杨的次序记录有所不同，不过也不是重点，暂忽略），为陈宫所迎，与曹操争夺兖州激战一年多后，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兵败定陶后才奔徐州。所以张辽在初平三年时绝对不可能是二十八岁。

但张辽也未必是后者说所认为的，一定是生于建宁二年。因为陈寿只是记录了张辽领鲁相时年二十八，但却没有明确交代他于何年领鲁相。理论上的时间范围段，是从吕布奔徐州至吕布败亡后张辽投降，也就是建安三年十二月（按西历的话已是公元199年）。但实际上，吕布自己也变成丧家之犬之时，半块地盘也没有，哪有可能表手下张辽为鲁相？
这时中国大地上谁是豫州刺史，史料不详，无法得知，但肯定不再是刘备。因为他在兴平元年十二月时已在陈珪等人支持下，正式接替陶谦任徐州牧；去年仅在《三国志．荀彧传》出现了名字的历史过客郭贡，是否还健在，根本无法考证，但从荀彧智退郭贡的一番话中可以得知，他不是吕布的盟友，所以也不可能表吕布手下的张辽为鲁相，故不可能是兴平二年任鲁相。
一年后的建安元年，也是后者说认为张辽任鲁相之年，因为吕布在六月成功偷袭刘备，抢得徐州，吕布此时若效法陶谦表刘备为豫州刺史那样（反正也是遥领的空衔），不是全无可能。但张辽这个鲁相，可能比刘备的刺史更名不符实，刘备好瓦也屯在豫州的沛国，不是全无实土；鲁国治鲁县（今山东曲阜），被曹操的兖州东、西、北三面包围，仅东南一隅之地与徐州相接，最重要的是没有太多吕布军在鲁国留下足迹的记录，所以张辽基本为遥领。
任务应该就是监视走投无路，弄至军队出现人吃人的刘备，吕布接受刘备的来投后，遣还他屯小沛的。当吕布在建安二年五月，欣然接受了曹操控制下的朝廷所颁的左将军职衔后，不太可能还保持对曹操所署的豫州刺史刘备有领土野心的姿态，所以建安二年五月后转任他郡。若这假设是事实，那张辽任鲁相的时间范围，也就是建安元年六月至二年五月。

但这个前提却是《英雄记》那条裴注，在《资治通鉴》成书前的北宋时（《资治通鉴》也是记作北地太守）已经误抄：吕布既已立足于徐州，根本也不可能再对远在西北的北地郡有甚么领土上的野心，所以张辽为北地太守的时间，只能是吕布和王允掌权时为朝廷任命；又或者是李傕、郭汜患吕布下，大封诏书以吕布为颍川太守时，张辽同时被表北地太守。
但根据《英雄记》所载，建安三年九月他和高顺一起破刘备仍为北地太守，那就是在这之前张辽一直遥领。故若不是北地太守，而是附近某郡的太守，才能符合后者说。根据兖、豫、徐三州的郡国，字形上和北地相近的，只有任城国和山阳郡。但由于任城是国，所以只余下北地太守乃山阳太守之误的可能。但这可能性也不算太大，“北”和“山”、“城”和“阳”在字形上也不是太过相似，误抄的机率也挺小的。

假若《英雄记》所记无误的话，正如前述分析，张辽一直遥领北地太守，直至吕布在破刘备获得豫州后，军事目标转为曹操，才任命张辽为鲁相。这个可能性是现存文献中，加上常理推测中，较接近历史原貌的最大可能性，也就是说张辽的生年，实际上是桓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比公元169年说晚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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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漂泊岁月
本传记载张辽是聂壹之后，因避怨而变姓。聂壹，也就是揭开汉武帝与匈奴作战的序幕－－－马邑之战的诈降者。张辽早年就是活在一个羌胡四起的年代，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钞，杀略不可胜数。灵帝末年，并州北方的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等郡为胡所陷，流徒分散。连并州刺史张懿也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为休屠各胡所攻杀。
马邑县也沦为故城，尽管《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三．朔州条》记录了“建安中曹公又立马邑县，属新都郡”，但马邑县城在汉魏之际时已经移治他地（新马邑县应在陉南，因为大部分移治的郡包括雁门郡，也移至广武；晋时马邑县才移回雁门郡）。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时田豫为鲜卑的轲比能围于故马邑城，前面的一个“故”字就交代得很清楚，不是当时的马邑县，而是张辽的出生故地。也许是先祖的智慧和胆色，加上身处的乱局，迫使张辽不得不磨练自己的武艺，这样就锻鍊出曹魏名将张辽。

张辽少为郡吏，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而召为从事。以个人武勇而仕的，还有同样有时人称之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吕布、张杨等。《宋书．百官志》指出汉制的州属吏中，有兵曹从事一人，主兵事。从上文看，张辽可能任兵曹从事，省称从事。
如前所述中平五年三月，并州刺史张懿战死，其后董卓于中平六年被征为并州牧；《三国志．张杨传》提及并州刺史丁原使张杨将兵，诣西园上军校尉蹇硕，为假司马。西园八校尉设立于中平五年八月，十、十一月就开始出征讨乱，也就是说中平五年八、九月时，丁原已为并州刺史；换言之，张辽应该就是中平五年时，被刺史丁原召为从事。当然，由于丁原没有列传，到底他在中平五年前是否已曾任并州刺史，无法得知。

其后丁原为骑都尉，屯兵河内。灵帝崩，何进与袁绍商议后，决定密召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王匡东发泰山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本来这次朝廷的武装斗争，应该是以何进胜利告终，因为其后袁绍在无外军援助的情形下，也能尽诛宦官，但坏就坏在何进这个无谋之辈，在陈琳、曹操、郑泰、卢植等人的有理劝谏下仍然一意孤行，硬要召豹狼般的董卓入京，从此汉家多灾多难了。
何进、张让等人火拼归天后，董卓用计让众人误以其领大军入京后，首先拼吞原何进的部曲，然后再阴诱吕布杀其主丁原，吕布以丁原众投靠董卓，自此汉廷在董卓的掌握之中。何进未死前，张辽奉令往河北募兵。回来后，张辽这原丁原部下，要么跟随吕布一样投靠董卓，要么像四世三公、门生遍天下的袁绍，在无法和董卓相抗衡下而走。总不能效法和他一样募兵的张杨，以兵侵郡掠县，走上土匪之路吧？所以张辽结果只能像讨黄巾主帅皇甫嵩一样，仕于朝廷，哪怕当权者为董卓。因此也不必苛责张辽这小小的从事，毕竟比他更有资格和实力反董的皇甫嵩、袁绍等也无能为力。

曹操首起义兵后不久，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三公移书与州郡，关东诸侯响应并推袁绍为盟主。张辽是否从征？史料不详，只肯定他无资格像守洛阳的朱儁那样谋作内应，哪怕张辽真有这打算。关东军最终因各怀鬼而自散，但董卓也还是死于非命，为王允联合吕布所诛。
在这件事上，张辽既不是凉州人，也不是董卓的嫡系，一定程度上只算因吕布领丁原部下后，随同吕布而为董卓而战。就算参与了吕布的行动也不算叛主，和吕布有很大的分别，当然吕布今次可以说是弃暗投明的义举。
汉帝可以说是当时相当一部份人的民心所向，像日后曹操迎刘协后，远在荆州的赵俨说出大家的心声：“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结果很多仕子就投向许都。更极端的像手握数万兵力、有威望的朱儁，李傕等纳贾诩计，征他入朝，他就这样自甘当个无兵权的太仆。
因此王允和吕布这次的掌握朝政，张辽虽然追随吕布，但一定程度上也算是继续为朝廷效力，尽管当权者已经不同。朝廷授予丁原和吕布也出任过的骑都尉予张辽，到底是吕布欲拢络这同乡兼旧同事，还是张辽讨董有功，才得以授予这秩比二千石的中高级将领官职，史无明确交代。

好景不常，董卓余部李傕等纳贾诩计反攻长安，吕布兵败，将数百骑外逃。正如前述，他投奔各诸侯的过程，《三国志》与《后汉书》所述互相矛盾，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当吕布和袁绍联合讨伐张燕时，吕布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陈。这从另一侧面反映，高顺、张辽还不算是其亲近。（高顺曾救吕布，但吕布却与他疏远，更以有姻亲关系的魏续夺其兵，所以谈不上是心腹。）
关东军退兵后随即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尔虞我诈、兄弟反目、忘恩负义等事也开始上演。青州黄巾杀掉原兖州刺史刘岱，曹操这个乱世之奸雄也成功转危为机，从依附袁绍的局面慢慢转为一州之长。收编青州兵后，曹操又出兵反击首先入侵兖州泰山郡和任城国的徐州陶谦，但杀害平民太多，再加上曹操杀了反对自己的名士边让；陈留太守张邈本来地位高于没有半块地盘的曹操，袁绍和张邈有冲突，袁绍令曹操杀他但曹操拒不执行，尽管如此，张邈心中始终有一根刺。最后演变成陈宫联合张邈的背叛，迎吕布谋为共牧兖州。张邈之弟、广陵太守张超也相助其兄。

张辽的出场倒不像嘉靖本演义那样的描述：“阵圆处，吕布当先出马，左有陈宫，右有高顺。两边摆开八员健将，为头面如紫玉，目若朗星，年二十岁，官授骑都尉，雁门马邑人也，姓张，名辽，字文远，勒马居于上首。”
因为《三国志．吕布传》正文压根就没有提及“张辽”二字，泰山寇臧霸倒也有裴注见于《吕布传》，也为范晔收录进《后汉书．吕布传》的正文内，日后吕布遣高顺攻刘备于沛，《吕布传》正文只提及主将高顺，要不是《三国志．先主传》有《英雄记》这条裴注，后人根本不知道还有张辽从征（正因有这条裴注，张辽之名才首见于《资治通鉴》）。
所以张辽不但不是吕布的心腹，连大将也未必能称得上，只能算是众多部将中的其中一员。顺带一提，张辽的容貌史书没有提及，只是演义中的形象，与书中“面如琢玉，眼若流星”的马超有几分相似。

有勇无谋的吕布一年后兵败于定陶，逃奔徐州，这时的徐州牧，已经是由得到陈珪等拥护而继任的刘备。刘备却像陶谦那样，让吕布先屯驻小沛。不久，刘备就与自称徐州伯、对徐州早有野心的袁术交战，留守下邳的张飞，与陶谦旧部曹豹发生冲突并杀掉，丹杨兵由此叛乱，吕布乘虚已入夺占。
刘备辗转投靠已迎汉帝的曹操，吕布也因为沛相陈珪的说词，与袁术开战，也投向曹操，但其实曹操正逐步准备消灭吕布。吕布发现后，先遣高顺、张辽击破刘备，就算曹军的夏侯惇救援也无补于事。最后迫使曹操出征，得胜后乘势围吕布于下邳，纳荀攸、郭嘉计，决沂、泗水灌城，吕布又像长安为李傕所败那样，部下叛变而败，飞将最后也为曹操所杀。
侯成等诸将叛变，执陈宫与高顺二人而降，但并不包括张辽，这时张辽到底是否身在下邳城也不好说，只知道是曹操“破吕布”后（即所有传中的破某某后的总结），他才投降，不存在先降甚至参与侯成等阴谋的可能性。《三国志．武帝纪》、《吕布传》等只字没提及张辽先降，或与侯成等一同投降。
陈琳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不但只是文学，而且还是目标性甚明显的檄文，全文引述曹操往事，主旨说穿了，只是让江东士民应效法前人，曹操一来马上投降。为求行文简洁，不可能本末倒置，重点放在解释引例与事实的细微变化。庐江太守刘勋，还在文中称作“举郡归国”，实情却是为孙策所破，走投无路下投靠曹操，寸土没献的。
这就已经清楚说明，在没有其他史料的支持下，这种檄文只是佐证，还不能成为史料。就这样轻易否定前四史正文，近乎武断。而且两者没有半点可兼容之处，侯成是执陈宫而降，张辽是吕布兵败后才降。檄文又不是咏史，为求达到恐吓的效果，半假半真随处可见。文中还称：“江夏、襄阳诸军，横截湘沅，以临豫章”呢。
如果还有少许疑惑，可参考陈群，他一样是在“吕布破”后，才为曹操所用。恐怕也没有人能考证出陈群是在吕布破败前为曹操所辟吧？而《资治通鉴》把陈群为曹操所用一事，放在吕布败亡之后，然后就陈述张辽降。这正正说明史家，也是认为张辽是在吕布败亡后始降，如同董卓败，张辽属吕布一样的顺序。

张辽降后，曹操立即拜为中郎将，赐爵关内候。高顺不屈就义确实让人敬佩，但吕布这主子是甚么本质，也不用我多说。良禽择木，张辽在建安三年终投明主，也似不用非议他。
先死的人，往往能让人留下很多假想的空间，故此不少人认为高顺若愿意降曹，成就肯定超越张辽，不过史无假设；反过来说，张辽在吕布军中也没甚么能证明自己的机会。若他们同是在曹操这明主阵中，曹操较重用高顺，或能侧面肯定高顺的军事能力强于张辽，但情况却不适用于他们身在吕布这勇将时。
只能说对比高顺的陷阵营和败刘备与夏侯惇的战绩，张辽日后诸战中，表演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战绩，要远远的有力得多，不然唐、宋武庙和《十七史百将传》，张辽也不会有幸皆能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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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征北讨
早在建安四年，曹操已屯于官渡等待袁绍，但一个错误的决定却给自己平添一个敌人。
建安元年刘备来投时，程昱看出他有英雄之志而劝曹操把他杀掉，但曹操和郭嘉却认为，不能除一人之患而沮四海之望（《资治通鉴》采纳《魏书》的版本，今从之）。可惜曹操却认为，刘备已能真正成为他的臣子，故遣他阻绝欲北投其兄的袁术。目的是办到了，但参与衣带诏的刘备，不久也杀曹操刚署的徐州刺史车胄，成为曹操的敌人。正当所有人认为要严防袁绍南下时，曹操和郭嘉却认为，应先趁刘备众心未附时击破，加上于禁抵御袁绍偏军的侵扰，曹军很快败刘备、擒关羽、破昌豨。
但袁绍正式大举南下之期也将至了，建安五年二月，遣其名将颜良等，围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建安五年四月，曹操出兵救援。曹操纳荀攸之声东击西的奇谋，得以创造优势，颜良军未至十余里时，才得知而大惊，草草迎击；曹操又遣张辽和关羽为先锋（随行还有徐晃）进击。
关羽等人交战时，关羽看出颜良的所在地，刺良于万军之中，斩其首而还。其后曹操和荀攸又以辎重部队为饵，令文丑军抢掠失去军纪，以五、六百虎豹骑破其六千骑，文丑死于乱军之中，袁绍军士气顿挫。官渡之战期间，张辽数有战功得以迁裨将军，当时的将军名号可不像日后般那样滥发，所以由中郎将迁至杂号将军，已经是曹操对张辽的肯定。

张辽和关羽到底是怎样认识并成为好友，就像徐晃和关羽的友谊，陈寿并无交代。也许吕布军与刘备军交锋时，大家在战场上认识。曹操得知关羽无意久留，便让关羽的好友张辽询问。当他得知关羽必走的决心后，向曹操如实相告，恐关羽会被杀；不报则是欺君，忠义两难全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忠于曹操，这是公私分明的表现，与徐晃在襄樊之战时相同。
反过来说，若他半点不念与关羽之旧情，还用考虑关羽死活吗？曹操知道后叹：“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你认为他何时离去？”张辽回答：“关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此举被后世认为是为臣下者懂分轻重、识大体的表现，如南朝宋左仆射刘穆之曾说：“我蒙公（刘裕）恩，义无隐讳，此张辽所以告关羽欲叛也。”同朝的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亦曾言：“臣思张辽之言，关羽虽兄弟，曹公父子，岂得不言？”（见《宋书．庾炳之传》）。

随著许攸的来投，以及曹操的袭破乌巢，袁绍败走；曹操也开始忙于收复官渡之战时，被袁绍招引而叛变的地区，刘备、龚都在汝南固然是最棘手，还包括札根于青、徐的泰山寇昌豨。《后出师表》曾称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拥有劲卒丹杨兵的徐州刺史陶谦也对泰山寇无可耐何。偏师张辽和夏候渊进攻据险于三公山的昌豨，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围昌豨数月后快粮尽，议引军时，就有前述张辽劝降一事。
袁绍死后二子争权，曹操先破他们于黎阳，后从围邺时，曹操纳郭嘉之议，先退兵假装伐刘表，好让他们互相攻击，所以不能说曹军败退。曹操使张辽与乐进攻拔阴安，迁徙其民至河南。
曹操退兵后，他们果然再次争斗，不敌袁尚的袁谭遣辛毗求援，曹操同意出兵，最终也攻破审配所守的邺城。接著张辽受命讨平冀州的赵国和常山、招降盘据这里山谷的缘山诸贼及黑山小帅孙轻等。袁谭此时也忙于拼吞原袁尚的地盘，明显违反当初降曹的条件，结果曹操出兵讨伐。建安十年正月（公元205年），乐进先登南皮东门，虎豹骑阵斩袁谭，冀州平。
在这之前，原袁绍势力的地方因为战乱关系，加上黄巾贼等又再次死灰复燃，豪杰四起（见《三国志．何夔传》），已经不是地方郡兵所能控制，情况尤其严重的是青州海滨地区。因为曹操还要应付袁尚联合乌丸的反击；暂降的高干拥众五万（见《三国志．牵招传》），也只是在等待时机；黑山诸贼，并非所有人都随张燕投降，至少有张白骑（见《三国志．庞德传》）。
张辽与长广太守何夔讨平矣平贼从钱的数千人；据昌阳县为乱的王营，众三千余家，也为何夔用计平定。其后发生了一件不太令人注目的事：公孙度早在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柳毅就是公孙度之亲吏，张辽在“冀州平”后的“徇海滨”，陶元珍在《辽东公孙氏事迹杂考》一文中认为，柳毅方任营州刺史，故《三国志．张辽传》称柳毅等为辽东贼，但好像还无法百分百确定他真的任营州刺史。公孙度虽经营东莱多年，但还是不堪与张辽一起作战，张辽之破柳毅、取东莱实曹氏与公孙氏之首次战争。（张郃的“别征东莱，讨管承”应是指别讨卷土重来的管承于东莱，且发生在建安十二年、白狼山之战后，故没参与是役。）

当张辽还邺后，曹操亲自出迎，更与张辽共载一车，升其为荡寇将军。曹操表称乐进及于禁、张辽曰：“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宜各显宠。”
此表见于《三国志．乐进传》，虽然记作建安十一年的，不过此表却放于乐进和李典讨已复叛的高干之前，时为建安十年；同时也要把曹操在邺的时间段考虑（曹操其后又要开始在各地讨伐）。所以如卢弼的认为，他们三人应是建安十年升迁，“一”字为衍字。
在这里也能看出，张辽慢慢得到曹操的重用，尤其是对比于徐晃，他降曹更早，期间也立功不少，但当时才不过是一偏将军。曹操可不是吕布，他的用人能力世所认同，包括敌对阵营的高层如诸葛亮、孙权。这或能说明在曹操眼中，张辽的将略武勇稍胜徐晃，外姓中仅在于禁和乐进之下。
从他们的升官排列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三子的地位：于禁、乐进、张辽；其后赵俨当他们的护军前，说明他们的驻地，次序也是于禁、乐进、张辽。但这绝不奇怪，因为于禁和乐进跟随曹操已久；于禁在淯水的表现等，才能也在乐进之上，但这不代表张辽和于禁、乐进之间的军事能力之差距，只是张辽跟随曹操的日子远不如他们。
曹操遣张辽平定江夏北部数县后，还屯临颍，封都亭侯。这数个县，就是日后魏国江夏郡的基础，也说明刘琦的江夏郡，已经不是完整的江夏郡。随后北返，参与了讨灭袁氏的最后一次战役－－－白狼山之役。

出征乌丸前，诸将认为袁尚只是一亡虏；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袁尚所用？北征的话，刘备会劝刘表袭许，万一发生变故就后悔莫及。《傅子》中记述张辽的话中，没有讲述“乌丸不能为袁尚所用”，但补充了“若刘表陷许，可以以皇帝来号令四方”。事实上刘备的确是劝过刘表，只是曹操、郭嘉深知刘表，自问没本事驾驭刘备，不会同意其北伐。另外还真有人密谋打算袭邺城，只是始终没成事（见《三国志．凉茂传》）。
完全把袁氏势力连根拔起，也不是全无必要，日后马超和韩遂于关中之战败走，但仍然有力联合外族，卷土重来占据凉州州治冀城；袁氏有恩于乌丸也是事实，何况建安十年夏时，曾攻鲜于辅于犷平，曹操进兵乌丸退回塞外，但根本还没有给予其致命的一击。因此郭嘉的分析不无道理，彻底解决袁氏稳定幽、并、冀、青四州，出征乌丸是一个办法，尽管有点幸运的成份。
至于胜利后班师回朝，曾遇上一段连续二百多里无水源的困境，出征前恐怕没人会想到，因为出征时是秋七月，暴雨导致海滨前往柳城的路也无法通行，要请出当地人田畴作响导，走已荒废的旧路才能进兵，哪会想到还有缺水的时候？
郭嘉对于人的心理分析确实有一手，当曹军上徐无山，出卢龙塞，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还有约二百里的路程就至柳城时，敌方才发现，被攻至一个措手不及。袁尚、袁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乌延等将数万骑逆击。
蹋顿其人，有武略，边长老皆比之曾围汉高祖的冒顿（见《三国志．乌丸传》），总摄三王部。既能拿来相提并论，蹋顿本身的治军等能力也应该不差；乌丸名骑天下闻名，当时很多军阀以乌丸军参战，敌方可是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游牧骑兵。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八月，白狼山之战发生。由于辎重在后，当时曹军只是轻骑，故左右皆惧，唯独张辽劝曹操出击，加上曹操见他们阵容不整，故以所持麾授予张辽，以示为先锋。
曹操在《军战令》中（见《通典．兵二》），对麾在曹军的作用解释为：“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意思再明白不过，谁不服从麾所指的方向而行，可以被斩，故陶新华先生在《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就这样解释：“麾是一种用以指挥军队的旗帜。”
无麾的曹纯、张郃、徐晃辈，当然要听其号令，张辽凭其武勇和统率力再加诸将（曹纯当时应受张辽指挥，所以陈寿在记载的时候，在斩蹋顿一事，也给了张辽一份功劳）等人配合下大破乌丸军，死者被野。
尽管对方阵容不整，但曹军不过是秋雨下走过泥泞的荒路数百里、辎重在后，仅有轻装的疲兵。左右皆惊的情况下，张辽也许是身先士卒杀敌来提升士气（参考他在合肥之战冲阵提升士气的手段，毕竟后方有主帅曹操，张辽还在后方督军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不管是否果真如此，张辽也是率骑兵，助曹操打了场骑兵交锋的胜仗。值得一提的是《百战奇法》一书中，在《选战》中，选了曹操命文远任这次先锋为例：凡与敌战，须要选拣勇将、锐卒，使为先锋，一则壮其志，一则挫敌威。法曰：“兵无选锋曰北。”
白狼山之战后，曹军追至柳城，曹操纳周不疑的十条奇策（见《北堂书钞》卷118），终破柳城，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袁尚与楼班、乌延等皆走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斩送他们的首级，并表示臣服曹操。曹操归至易水时，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庐、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来向曹操庆贺，也表示愿意降服。自此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替曹操南征北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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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赤壁疑云
柳城之战后，张辽被曹操派往豫州颍川长社。当时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他们相当自负，谁也不服谁，不愿协作共事；曹操使赵俨并参三军，每每开导劝喻，遂令他们和睦共事。曹操征荆州，以赵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
出征前军中有谋反者，乘机作乱并于夜中四处起火，以扰乱军心。张辽对突发事件不慌不忙，处变不惊。只是对左右说：“勿动。那有一营尽反之理，必有造变者欲以此制造恐慌。”乃传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结果一片混乱恐慌的士卒，因其一句军令而安静下来，用不了多久就拿下谋反者，可见其治军下的纪律严明。这件事被罗贯中改写成太史慈遣间谍潜至合肥，欲里应外合，但在张辽的冷静和应对力、军令如山下很快找出叛乱者，并将计就计，设伏射杀太史慈。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根本是张辽军纪不行的表现，因为有兵变啊。但他们没有再深入仔细的想，兵变有内因和外因，若是没有内因的可能性，那就基本余下外因。外因如好像演义描写的那样，是刘表势力的渗透，那张辽的责任不是太大，毕竟最后也火速平乱。
内因不外乎主帅不体恤士兵，甚至像张飞那样鞭打、没粮饷、外族或刚降的士兵向心力不足；张辽当时完全没有出现上述的情形，若再审视其合肥之战时，不惜复入敌阵救出被围的己军，自己以命相待，基本上能换回己兵的效忠，所以应该是外因居多。故一句军令下达后，让己方士兵执行，还是其治军之严的表现。因为一般小兵可不是张辽，能冷静细想兵变之因，他们不再骚动，只因服从他们主帅的军令，哪怕他们当时心中是惶恐还是不安。
进一步来说，此例更成为教材般的范例：《通典．兵三》中的料敌制胜篇中，就引用此例，并注释：“张辽审计，立擒贼首，亦同料敌之义。”

张辽本传没有提及他从征荆州，但有人引用了庾信的《哀江南赋》中“张辽临于赤壁，王浚下于巴丘”这句，就认为他参战了。这句是否就是张辽等七军，参与了赤壁之战的证据呢？那就要回到这首赋的本身。
不错，这首赋确实是在赋史，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但问题是，他咏的不是赤壁之战，而是陈述梁朝的成败兴亡、梁朝腐朽无能，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前因后果。文学作品能发挥的自由度本来就很大，引这些来证史本来就要相当小心，更何况庾信只是引用典故来借喻，以描述这段历史的始末，至于典故的本身，是否初合当时的实际环境，甚至是否果有其事，就算他真的学识渊博，也不可能所有事也有前例，让他很完满的借用来比喻吧？好像这句：

“况背关而怀楚，异端委而开吴。”这两句指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后，仍然留驻江陵，而不回建业。背关、怀楚：项羽入关后怀恋故乡，故离开关中而回到西楚；端委指礼服。《左传》鲁哀公七年：“子贡对宰嚭曰：‘太伯端委治周礼。’”此指礼让之举。古代吴国的始祖太伯是为了礼让兄弟（文王），才跑到吴地开创基业的。而梁元帝之不回建康，实在不同于开吴之祖。这就是应用典故，但不切合实际环境的例子。
“竟遭夏台之祸，终视尧城之变。”这句是指梁武帝被困于台城。夏台之祸，夏台在今河南巩县西南，桀囚汤于夏台；尧城之变，据说尧德衰，被舜囚于小城阳，俗谚将之称为“囚尧城”。但尧城之变，就不能以《哀江南赋》作为证据来肯定确有其事。
“闻鹤唳而心惊，听胡笳而泪下。拒神亭而亡戟，临横江而弃马。”四句的本意是指梁军士气尽消，溃散败逃。闻风声鹤唳指苻坚淝水之败；后一句是因刘琨曾在晋阳为胡骑所围，中夜奏胡笳，贼皆流涕唏嘘。最后刘绲也成功突围而逃。汉末时孙策战太史慈于神亭，太史慈之戟被夺，亦夺孙策的兜鍪。孙策在与刘繇战，为流矢中股，弃马而逃。但地点不是长江以北的横江，因为孙策已渡江，在牛渚。

“排青龙之战舰，斗飞燕之船楼。张辽临于赤壁，王浚下于巴丘。乍风惊而射火，或箭重而沉舟。未辨声于黄盖，已先沉于杜侯......若乃阴陵失路，钓台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舣乌江而不渡。雷池栅浦，鹊陵焚戍。”
这段说的是侯景占建邺后，遣军沿江而上袭郢州。张辽只是借代，实指梁将王僧辩，因为他们两个都曾任征东将军；下一句的王浚下于巴丘，是指梁援军胡僧佑率军由水路增援。正好王僧辩受命拒侯景时，在巴陵沉船靡旗，伪装将遁。侯景中计，昼夜猛攻巴陵，数旬不克，伤亡惨重。巴陵也就是三国时的巴丘。
其后梁军在赤亭之战大败侯景，侯景军攻城时做火舰烧城栅，风向不对，反烧向己方；孙权乘大船观曹军，曹军乱箭齐发，箭着船一面，船偏重将沉，孙权掉转船身，使另一面受箭，船身恢复平衡而回。这里指侯景遁逃。黄盖于赤壁之战中中流矢堕水，韩当听出了他的声音，黄盖乃得救。杜侯乃三国魏的杜畿，曾监造御船，试行时翻船，溺死。是役侯景主帅任约、大将宋子仙、丁和等均在此战中或遭擒，或战死。
最后数句以项羽兵败垓下后突围迷路于阴陵，至乌江不渡，自刎而死；曹操于赤壁兵败的史实，来借喻侯景的败军所经之路筑栅焚戍。上述战斗全是水战，所以应用的典故，基本都是与水有关的事件，因此不会写张辽守于合肥。

赤亭又叫赤沙湖，与洞庭湖相通，在今华容县以南。庾信赋中张辽的临赤壁，是否像苏轼那样，因红色的江边就以此借代成赤壁（赤亭变赤壁），不得而知。若以淝水之战为例，前秦的凉州军队，明明还赶往战场中，也可以被算进北府兵所击败的百万大军之列；若以这个逻辑，张辽等为赵俨所护的七军，当然也算得上参加了赤壁之战。
不过问题在于参与长阪追击战的文聘，事后曹操鉴于江夏与吴相接（之前张辽攻下的江夏数县），民心不安，使典北兵，委以边事。曹操既遣文聘守江夏，还会抽调七军至主力所在的长江？还不如放在江夏，不但助文聘守城，还能保持对夏口南北夹击之势，来得有威胁。
再对照曹军将领的参战名单，有从征荆州的曹仁、乐进、徐晃、满宠诸人，赤壁战后曹操全都是让他们防卫荆州的。七军中各人的本传中，从征荆州不但只字不提，赤壁战后张辽、于禁和张郃他们三人，被派往讨平扬州的袁术残余份子陈兰和梅成（其他四人的去向，史没交代）。这正正显示了他们于赤壁之战发生时不在赤壁，所以曹操日后令军队讨平孙权势力已介入的陈兰等时，命令张辽诸人前往讨伐，还包括青、徐的臧霸。命令最近的将领讨平是理所当然的，这恰恰又反证了七军不在曹军主力的，若不是，他们三个人总有一个人有从征荆州的字句、以及被留守荆州吧？
最重要的是乐进这个关键，他曾与张辽和于禁任气，结果曹操派赵俨并参三军。曹操征荆州时乐进，并不在七军之列中，而是在曹操主力当中，所以赤壁战后，留屯襄阳。这正好又印证了七军不在曹操主力当中，否则何解独独乐进一人，被记了从征、留屯，而张辽和于禁却碰巧没有呢？

用其他史料，也要加以综合分析，以决定另一条史料是否误记；更何况主要不是写赤壁，只是引用典故，写侯景之乱始末等史实的《哀江南赋》。
其实赤壁之战，就算七军也在曹军主力当在，也未免还是一败。贾诩和程昱也提示了曹操，但他还是抱有骄傲、轻敌的心理出征；张辽还是第一次打水战，何况曹操的水军，不是才刚受训于玄武湖的曹操旧部，就是刚降，忠诚存疑的荆州水军，张辽参战与否，作用还是不大。魏军诸将从征而败北，整体责任不大，说到底主要责任还是曹操本人。
我不同意七军参战，是因这与军事常识、地理、日后曹操的调兵安排有明显的矛盾，太多疑问。光《哀江南赋》一句就断言参战，未免武断了一点。当然，侯景一把火把建邺所收藏的古藉全毁了，庾信事前是否看了其他古藉，当中提及了张辽临赤壁，我无法得知，所以也不敢把话说绝，肯定绝无此事，但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分析，七军没参战的机率还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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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踏破天柱
三分天下之战－－－赤壁之战以曹操不敌孙权、刘备联军告终，曹操退兵时留下曹仁和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满宠守当阳，遣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林三郡（实际上曹操也无力保有长江以南的地区），火速返回许都。曹操以前惜曹仁的勇略而不使之郡，命为议郎督骑。但领地太大时就轮不到曹操多想了，镇守一方的人才还是要被启用的。另一方面孙权于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亲征，围扬州州治合肥，又别遣张昭攻当涂；周瑜亲率数万进攻江陵。
根据张靖龙先生的《赤壁之战研究》一书，他列出了当时的天气、建安十三年有闰十二月等证据证明了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正是《武帝纪》所述的十二月，那孙权在赤壁战后率十万围合肥逾月，至十三年年底，才被蒋济的一封云四万援军将至的伪信而骗走。这与《武帝纪》和《吴主传》互相吻合，故不采纳《三国志．刘馥传》所讲的孙权围合肥百余天。不过孙权的十万大军既不是被击破，连士气被大打击也不是，仍在虎视眈眈，曹操是完全有压力解合肥之围而军至谯。
七月曹操至合肥，《武帝纪》的记录看似是开芍陂屯田，实际上如《后汉纪》卷三十所言，这是一次军事举动：曹操征孙权，从征的曹丕作的《浮淮赋》和时人繁钦作的《征天山赋》也云这次是征孙权；出征原因就要从袁术败亡后开始说起。

袁术部下雷薄、陈兰在袁术尚未死亡前，就已占据灊山；建安五年，曹操命刘馥单车造合肥时，庐江梅干、雷绪、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这段时期曹操正亡于攻取和整顿原属袁绍的四州，加上曹操和孙权结了姻亲，尽管孙权不同意纳质，但由于孙权也忙于和世仇刘表交战，所以曹操和孙权大体相安无事，江、淮间的这几股游离势力，只为刘馥南怀。
刘馥死、赤壁战后，这数股独立势力便蠢蠢欲动，陈兰和梅成也许请降于孙权；雷绪率部曲数万口，打算投奔已立足于荆南四郡的刘备。先说雷绪，也不知他到底基于甚么原因投奔刘备，但他基本是注定失败，因为曹操和周瑜是不会容许刘备势力增强，何况距离也太远，他有没有足够的渡河船只，也是个谜。《三国志．夏侯渊传》记录曹操征孙权还后，使夏侯渊督诸将，很快就破雷绪。
那在雷薄被破前的陈兰和梅成，他们占据灊、六两个县作叛，曹操遣张辽督张郃、朱盖等讨陈兰（张郃时为平狄将军，日后才迁作荡寇，故当时张辽确实位高于张郃）；于禁、臧霸等讨梅成。本来战事不算太棘手，但梅成（史料不详，不过有可能是梅干的同族，继其位）诈降于禁，于禁中计引军便还。梅成趁机会带其军众三千余往投陈兰，二人转入灊山自守。
陈兰、雷绪等有众数万，那陈兰和梅成军大概有一万以上。于禁其后负责运送粮草予张辽军，张辽和臧霸在官位上，最多也就是在与于禁同级，根本无权力能调遣他负责押运粮草。这一人事调动，再一次证明曹操，就像日后襄樊之战时坐镇后方，遥在后方声援己军一样（见《三国志．桓阶传》）。
另一方面，当陈兰和梅成合流后，臧霸被别遣至皖，讨伐孙权的宿将韩当，使孙权不得前救陈兰。韩当遣兵以迎臧霸，臧霸与韩当军战于逢龙，韩当又遣兵袭臧霸于夹石，均被臧霸击破之，臧霸然后还屯舒城。孙权遣数万人乘船屯于舒口，分兵往救陈兰，但闻知臧霸军在舒城时，立即遁还。臧霸引军乘夜追赶，将及天明，行百余里，向孙权军前后夹击。孙权军窘急不堪，不得上船，蹈水而逃者甚众。

回到主战场灊山（灊山即霍山），灊山中有主峰天柱山，高峻约有二十馀里，道路险狭，陈兰等众避于其上，山下进军难通。张辽意欲登山进兵，诸将皆说：“此山道路险恶，我军兵少，很难可以深入用兵。”张辽却说：“这正是所谓‘一与一，只有勇者可以前进。’这其实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因为孙权前后共遣军数万来救援陈兰，张辽可不是神仙，能预料臧霸成功阻隔击破孙权诸军，所以一鼓作气，速破陈兰可能算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毕竟比张郃等人拿不出更好的计策为好。
因此余下的工作是说服己军诸人能放下恐惧之心，回复士气才是当前的急务，因此道破所谓天险不过是‘一对一，勇者胜’的假象（事后也证实如他所料）。张辽进至山下安营，起兵上山攻击，是否亲冒箭、石逆攻，《张辽传》没交代，不过按常理这应该是战场发生的事。最后张辽终于斩下陈兰、梅成首级，尽虏其众。曹操论诸将功劳，说：“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将军张辽功也。”于是增其邑，假节。
《通鉴考异》引时人繁钦《征天山赋》赋题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东征，临川未济，群舒蠢动，割有灊、六，乃俾上将荡寇将军张辽治兵南岳之阳。”又云：“陟天柱而南徂。”再加上曹操事后的封赏以及当月还谯，所以事前看来本应有一场恶战，但因为张辽的勇猛以及安抚军心，没有任何重大伤亡下就把已被迫上天柱山的陈兰和梅成讨斩。

至于张辽军的总兵力又有多少呢？张辽所督的牛盖，《三国志集解》和《三国志校笺》皆作朱盖，且和襄樊之战时增援徐晃的十二营中的朱盖是同一人。张辽和张郃的单位是军，朱盖是营，所以若推测出，当时曹军每军和每营兵力的大概数目，就能估算出张辽征天柱的总兵力了。
汉代的营不过是立营的营垒，并非军队编制；军在汉时多则数万少则数千、三国时也并非固定人数的单位，只不过是不同武将统属的单位。不过还是能从实例中推断：
官渡之战后，曹军实力上升，曹诸将所领的一军人数也随至增加；诸葛恪曾说赤壁时曹军为三十万，战后若干年整理的数字，加上对兵力强弱没要求而不必增减，应该靠谱，那赵俨在汉水一线的七军兵力也不会太少，毕竟在他们面前的敌军至少有两万余刘备军。
于禁、张辽、张郃、李典、朱灵等七军，各军人数应相差不大，朱灵曾在冀州平时被曹操派往许南守备，统新兵五千、骑千匹，但正如曹操所料新兵将反，平乱细节不详故规模应不大。参考规模更大的赵俨解决关中将士哗兵，参与者才仅八百余，所以朱灵一军下限应有四千余人；李典曾率部曲、宗族三千余家（万三余口）迁往魏郡，参照含家属老弱在内的青州黄巾转化为青州兵的三成比例，或者按每家出一两个壮丁来计算，那李典统兵四千余是大概有的；张郃在夏侯渊讨马超和曹操伐张鲁时，皆为先锋且统兵五千；襄樊之战时于禁的七军，投降人数为三万；《说文解字．卷15．车部》也说一军四千人，因此曹军重将统兵大约四、五千是较接近事实。
赤壁之战时，曹军兵力占绝对优势下，侧翼的七军再加上文聘的江夏郡兵，以三、四万威吓刘备是合理的。其后曹操派张喜增援淮南、蒋济用一封伪增援书让孙权受骗，从合肥退兵；信中云的兵力正正为四万，这间接增强了赵俨七军总兵力有三、四万的可能性。
张郃在关中之战等战后，并没有受到曹操特别嘉许或增加其军的记录，期间也没有发生如巴西之战导致几近全军覆没的事，因此张郃在建安十四年时，其军兵力应有五千左右；张辽既是督张郃讨陈兰，理应不会发生主帅其军比部下少太多的情形，那张辽也应有四、五千，所以两军合共大概约九千兵。
就算朱盖不像当初袁绍遣朱灵督三营助曹操，朱盖一营兵达千也大概是有的。因为另一参照物，与朱盖同时增援予徐晃的殷署，马超等关中降兵曹操让殷署等统五千余，这个等字就是说至少为两将，殷署等三或四将合领这五千余降兵的话，每营将兵一、二千。
汉魏之际一营兵力有多少可以参考汉朝和曹魏的实际例子：张金龙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一书中推断出曹魏五校尉每营领兵不过数百；汉时的营兵正如张鹤泉先生在其《东汉时期的屯驻营兵》一文总结，少者数百（敦煌郡），多者达千（黎阳等营）。”
因此张辽督张郃、朱盖等人时总兵力估计约有万人，甚至可能有两万余。

假节权意义可大啦，因为在汉武帝建元三年时，节已有了和虎符相等的作用，具有发兵的功能。陶新华先生在其《汉代的发兵制度》中总结：“东汉末年将军假节的这些特征体现出节的发兵功能与指挥功能的结合。这是战乱时期的产物。以虎符发兵，一地一符，且同时需要皇帝的玺书或诏书相伴而行，下达具体的发兵指令；以节发兵则无需玺书或诏书相随，又无地区限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节的重要性可以体现在夏侯渊的身上：曹操在建安十七年以他行护军将军督朱灵、路招屯长安，但在十九年时姜敍等人欲讨马超，诸将议论认为需要得到曹操的节度，因为夏侯渊本人当时正好是没有假节。汉末与魏晋南北朝时，掌地方军政的官往往加使持节、持节或假节的称号正正原因在此。
据《晋书．职官志》日后总结，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因此假节可看成权力的象征之一。钟会就是凭假节，杀掉犯军法的功勋许褚之子、牙门将许仪。
指挥权的实际案例有田豫：田豫虽为乌丸校尉而被同时持节，以示代表朝廷，但他调任汝南太守后，节也同时不获授予，否则也不用再重新假节；一个豫州的汝南太守、殄夷这杂号将军来督诸青州郡太守、将军，压根是名不正言不顺，但被重新假节后就有这个指挥权。哪怕日后空地待贼，还是诸将欲追击，田豫都能对诸将说不，权力来源就是假节。

地位一直比张辽为高的于禁，因为这仗中伪降计，并没有迁官或假节，张辽可是曹将中第一个获得假节权的，这就增加了张辽在曹营的地位了。不过曹操时期，节可没像日后分假节、持节、使持节三个等级：《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见《全三国文》卷28引碑本《隶释》19）记一众魏将都是使持节，包括张辽在内。（钟繇虽然更早的持节，但他只是以司隶校尉这地方官的身份统制关中诸将，持节以示其身份与地位，可不是凭军功而假节的武将。）
这时，于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曹操每次征伐，不是用为行军前锋，就是用为后拒。日后建安十八年曹操号四十万攻濡须时，甘宁成功以百人劫曹营后，孙权赞曰：“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张辽早已有盛名，不用像演义那样先有威震逍遥津，后才有孙权拿甘宁来相提并论。但这又侧面反衬出张辽在敌国君主的份量，要称赞一刚立功的猛将，当然是拿对方最顶尖的将领来并列，难道拿几个龙套和甘宁并列吗？

最后引用严可均在《全后汉文》卷93，整理繁钦的《征天山赋》作小结：
有汉丞相武平侯曹公，仗节东征。观六军于三江，浮五湖以耀武。素甲玄焰，皓旱流光。左骈雄戟，右攒干将。彤弧朱矰，丹羽绛房。望之如火，焰夺朝阳。华旗翳云霓，聚刃曜日铓。于是轒辒云趋，威弧雨发。钲鼓雷鸣，猛火风烈。跃刃雾散，虏锋摧折。呼吸无闻，丑类剥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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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镇守合肥
发生于建安十六年的关中之战，最终以马超、韩遂败走，杨秋投降告终。曹操还邺后，“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增加魏郡的领地后，建安十七年十月，曹操号四十万征孙权；孙权率七万迎战，以甘宁领兵三千为前部督。那时正好下暴雨导致水涨，孙权军的船只也稍进，导致将士皆不安，连张辽也想暂退。观白狼山、天柱山、以至日后的合肥之战，张辽绝对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所以应该是从以前或其后的战例作反思，到底曹军何解不安。
大雨不适宜进军，这是常识，泥泞的路会造成士卒的体力消耗，以及后方补给上的困难。时人局限于自然与人事有密切关联的思想中，连曹操自己都不能例外，其所著的《兵书接要》就云：“三军将行，其旗垫然若雨，是谓天露。三军失徒。将阵，雨甚，是谓浴尸。先阵者败亡。大将始行，雨而薄，不濡衣冠，是谓天泣。其将大凶，其卒散亡。”（见《太平御览》卷11）
日后建安十九年当孙权袭破皖城，曹操想出征，刚好遇上七月大雨绵绵，三个月后曹操就草草的从合肥还邺。更极端一点，日后曹真、司马懿和张郃三路进击汉中，曹真因为连续下了一个月甘霖，被困于天狱的子午谷。赤壁之战才刚结束不久，曹军应该会对孙权水军的精锐，有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害怕这时为敌船所攻，完全不是杞人忧天。
建安二十四年襄樊之战，汉水也是下了很久的暴雨，结果水涨，为关羽抓紧战机，于禁率七军将士投降、三万尽被俘。因此张辽只是较谨慎，毕竟同年还真有“大雨水”的记录（见《后汉书．孝献帝纪》)。当臧霸认为曹操不会弃他们而去，会从后支援，张辽也没坚持下去，没有不冷静的率兵自退。因为这时与曹仁镇守樊城时不同：满宠认为那时若退兵的话，洪河以南非复曹操所有。
曹操自己也有很多时忽发奇想，比方舍吕布而攻徐州的刘备，所以最重要的是接受正确的意见，不会因一时情况危急而方寸大乱，做了错误的决定。张辽虽然在这件事上有少许不冷静，但也没隐瞒，而是如实向曹操汇报，结果曹操称善，战后拜臧霸为扬威将军，并假节。

曹操从后赶来，破了孙权江西大营，俘获其都督公孙阳。孙权便令甘宁夜袭，甘宁选百人，拔鹿角，成功劫曹营，全军共斩杀数十级而还，孙权便赞：“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
曹军士气受损。双方相持月余，曹操也没把军事主动权控制到自己手中。其后曹操遣油船夜渡，袭濡须中洲。孙权以水军围攻，曹军溺没者数千，结果曹操不得不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看准曹操进攻无计、春雨绵绵之际，发信予曹操的正文为“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并附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便下令撤军而还，孙权亦不追。
曹操像对待曹仁那样留下重将，以张辽、乐进和李典屯合肥，与晓达军事的扬州刺史温恢及有智谋的别驾蒋济，共保东南；又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也派间谍招诱鄱阳贼帅作内应。另一方面，战前吕蒙就劝孙权立濡须坞，作为防御曹军步骑的防御工事。

据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所载，他们认为建安十四年曹操东征后，同年留张辽、乐进和李典三人率七千余守合肥。也许他们看到北宋时的资料是史有其文才作出以上的判断，因为他们明显否定了建安十八年曹操出濡须而还后才留三人屯合肥的可能性。
既有出土的如臧洪和孙权残卷等；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凤翔府条》所引的《魏略》，内容比《三国志．明帝纪》所引的多出甚多：“亮本闻陈仓城恶，及至，怪其整顿，问知昭在其中，大惊愕。亮素闻昭在西有威名，念攻之不易......（靳）详为亮监军。”
因此北宋时的裴注《三国志》是否如现在的版本那样，谁也说不准，所以分析这条记录是否正确，需要分析一下，他们三人在建安十四年至十八年期间的去向。因为以曹操留曹仁守江陵、夏侯渊屯汉中为例，来推断张辽等镇一刚被十万围逾月的重镇合肥，也只是停留在假设推断的过程。
张辽好像并没有留下这段时期去向的资料；李典本传虽然也没有任何记录，但《水经注．河水》引郭缘生《述征记》指出曹操征韩遂、马超时，道东原上，有李典营。可见李典曾从征关中；刘备于建安十五年才借得南郡，在这之前曹仁和周瑜尚在江陵、夷陵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刘备置的临沮长杜普、旌（旍）阳长梁大，应该是刘备十五年后才任命的。乐进破他们大概就是十七年刘备所讲的青泥之战，如是事实，那乐进应该还是一直屯襄阳。

当然，《三国志．李典传》连他曾被赵俨所护以及从征关中也没有提及，不排除有“先被留屯合肥，后像曹仁那样被调往从征”这个可能性，因为《李典传》敍事实在过于简略；杜普他们是否刘表时的荆州官，投靠刘备后被委以原官，所以才被称作刘备的？这等历史过客根本没有史料能考证，故也不排除有这可能。
因为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有青泥之战一事，故乐进讨破他们是发生在周瑜围江陵，关羽别遣绝北道时，也不无可能。陈寿也指出《乐进传》“或注记有遗漏”，和李典一样先屯合肥，后战关羽于青泥（果真史有其事的话，因为刘备集团骗刘璋是敢睁眼说大话的，法正写给刘璋的信中还称甘宁、李异这帮叛刘璋的孙权将入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刘备不容许孙权入蜀，曾据守各地迫使孙瑜返），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从目前文献记录的情况来看，张辽他们三人同时于十八年被留屯的可能性还是更大，毕竟更加没有文献资料证明，他们必定于十四年留屯合肥，因此张辽也许曾从征关中。

至于他们三人中，谁才是主将，那要从他们的官职和假节与否来分析。当时张辽是荡寇将军；乐进是折冲将军；李典是破虏将军。就算引用日后曹魏的官品来比较，也不会得出结果，因为皆是五品。（当时曹操应该没有官品的标准，否则不会闹出三品的平狄将军张郃迁至五品的荡寇）
那么能否以禄秩或印绶来决定呢？秦汉以来，禄秩，也就是官员的俸禄，即多少石，慢慢演化成衡量官员之间的尊卑、高低。当然也有例外，刺史只是六百石而太守为二千石。但判断武将高低，没有太多的特例。但无奈他们三人所居之职到底为多少石，史无明言。
若他们其中一人有像朱治日后拜为安国将军那样，是金印紫绶，那基本可以确定他才是主帅。不过如同禄秩，不太清楚。唯一一个能肯定的是，张辽和乐进皆假节，而李典可没有，这就确定了李典只能是副将，日后合肥之战中诸纪传中，记录曹将的名字是张辽，而不是一同出征的李典就可反证这点。
因此张辽和乐进这两个同级将领，是当时合肥的最高军事长官，情况直至合肥之战前。正是因为这情况，所以曹操又行赵俨般的旧策，遣护军薛悌来协调诸将，使他们能统一行动。
至于驻军总数，《太平御览》卷309引录《三国志》原文，少了一个“七”字，变成千余人，但以成书时间更早的百科类书藉《通典》来作比较，《通典》也是记作七千余，应该是《太平御览》抄漏了。《文选．陈孔璋》的《檄吴将校部曲文》是写作五千余人屯合肥，但这类檄文的数千基本是只能怍参考，夸张成份很重。己方胜仗当然是越少人，才越能显出我方将领士卒的质素和对方的无能。故此还是见于史书多处的七千余为准。

曹操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略，没听扬州别驾蒋济“百姓怀土，实不乐徒”的劝说，硬令百姓内迁，结果造成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此时皖城实为孤城一座，但吕蒙则看出皖田肥美，丰收的话，城众会增加这个祸害，便劝孙权尽早剿除。
建安十九年闰五月，孙权主动向皖城进攻。本来孙权诸将建议作土山，以攻城工具进攻，但吕蒙耗时太久，让皖城修好守备，合肥援军也至，此时便不可图。何况他发现城不甚坚固，可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孙权采纳。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吕蒙以精锐为后继。甘宁手持练索，身先土卒，攀缘上城；吕蒙手执鼓槌，亲自擂鼓，士卒皆腾跃奋进。孙权军在早上发动进攻，于午膳时便破城，俘朱光，降男女共数万口。
这一战破城之快，还入选了《百战奇法》中的攻战，可看成攻城战中的教材。与吴军的攻坚能力相比，实出乎意料之外，让张辽的援军也来不及救援，兵至夹石时，闻皖城失守的消息，只好退兵。
《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北硖山条》云当时张辽筑垒硖石南而还，谓之南硖戍。日后石亭之战曹休兵败，贾逵据夹石，击退欲断曹休后路的吴军；再以兵粮给曹休，曹休军乃振。所以顾祖禹称此山为：“控扼要口，北距庐、凤，南指江、黄，此为通道”，这也证明张辽有一定的地理常识，看出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话虽如此，合肥驻军才七千余，自身兵力尚且不足，根本无力屯兵于此为合肥的前哨。

皖城失守，自此合肥基本已是无险可守，这一战的屈辱，张辽在一年后便偿还予吕蒙和甘宁，地点正是他所守的魏东线重镇－－－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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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威震江东
自为将帅，恒身先兵士，冲突坚陈，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拉。南贼前后所遣督将，军未渡江，预皆畏慑。传言淮泗、荆沔之间有童儿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魏书．杨大眼传》
南北朝第一勇将杨大眼，世人认为其骁果可比作关、张。据闻淮泗、荆沔一带有小儿啼的话，以“杨大眼至”来恐吓他们，他们就会止哭。这事其实在几百年前也曾发生于江东，一切却要从建安二十年的合肥之战开始说起。

（庐州）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魏主睿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之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庐州府条》
以上就是清人顾祖禹总结合肥于历代中，南北政权各自间的战略地位：南方有合肥可以进攻徐州和寿春；北方有合肥的话可以越巢湖略三吴。守江必守淮，故孙吴不得不争合肥以略淮南。合肥以西，是大别山脉东端的隆起地带，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等都在一千米以上；合肥以东张八岭一带，散布著老嘉山、琅琊山等。山谷中有施水与肥水，合肥可以说是座落在这南北狭窄通道的必经之路，所以合肥的战略地位是可等的重要。
据《庐州府志》载：“献帝时，曹操表刘馥为扬州刺史，（刘馥）单马造合肥空城，立州治。今合肥县西二里，故城是也。”据此可知，合肥汉前期古城，始建于城西部岗阜高地。建城于此，既可得淝水之利，又可远水患之弊，实为最佳选择。
刘馥确实是一个杰出的封疆大员，建安五年时曹操还要应付袁绍，无暇兼顾东南，而刘馥的前任刺史严象才刚被孙策将李述所攻杀；淮、泗间尚有几股独立的势力如陈兰、雷绪等拥众数万，郡县残破。汉廷的扬州刺史一职根本是一个烫手山芋，但他南怀抚雷绪等，使其纳贡；数年间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粮食储备。又高为城垒，大量贮积滚木、礌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增加鱼膏数千斛，作为战斗防御准备。
赤壁战后孙权率十万围合肥逾月，正遇上连天大雨，城将崩，守城军民用草苫蓑席盖住城墙，夜间点燃鱼脂观察敌情，最终守至孙权中伪信自退。据《晋书．食货志》记录，芍陂等水利一直为后世沿用，“历代为利”。

不过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降临，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曹操出兵讨张鲁。沿途为氐族所阻，直至七月才至阳平关，苦攻不下曹操将退兵之际，曹军退兵时，很幸运的居然误至对方背后，才艰苦的攻取南郑。
另一方面，因为荆州归属权问题弄至兵戎相见的刘、孙两家，《先主传》云：“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三国志．吴主传》则更加把这因果关系明确化起来：“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双方划湘水为界后，刚破三郡的孙权军士气如洪，以十万之盛，直指皖城以北的淮南重镇合肥。此时曹操是不可能赶回合肥的，只能靠七千余驻军坚守。合肥孤城若失的话，淮南之地恐怕再非曹矣。
面对东吴十万大军压境，曹操两年前留给护军薛悌的妙计终于打开，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众人都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以常理推测，己方兵力连对方十分之一也没有的情况下，该是死守才是，还敢主动出迎与孙权军硬碰？！
正当诸将皆疑时，张辽是第一个明白曹公的用意，比李典等诸将智胜一筹，他道出理由：“曹公远征张鲁，也知道救援合肥无望。所以他发教趁敌未集，予以迎击，如此则可以摧敌锋芒，安定军心，然后才可能拒守成功。”想当年曹仁守南郡，也是在周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募兵出战，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得守。无援军的情况下苦撑一年，可见这方案不是光逞匹夫之勇。

张辽的一番话不是无的放矢，但乐进、李典等人不置可否。原因是他们在当时尚互有私怨，史称“进、典、辽皆素不睦”。早在赤壁之战前，张辽和乐进，还有于禁三人已经是谁也不服谁，不愿协作共事，也许是于禁和乐进这两个曹操旧部，曾与尚为吕布将时的张辽战斗过，早有私怨。最终要让曹操找赵俨并参三军，每每开导劝喻，遂令他们和睦共事。但赵俨不再是他们的护军后，张、乐二人的情况还是继续，只是不像糜芳和士仁对待关羽那样，因私怨而把国家利益出卖那么严重。
他们之间才加上李典，三人各自不服的话，那就大有文章了，这代表不是李典与张辽或乐进其中一人出现问题，而是他们三人也各自有各的看法，才导致互相不睦。一只手掌拍不响，诸将互不服是相向的，张辽的降将身份、诸将平时意见的不同，都可能是不睦的原因，何故有些人认为单独是张辽的人品有问题呢？
周瑜的人品总不可能有人怀疑吧？！但不也是与有“敬贤礼士人皆呼之程公”的程普不和！再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自身问题：
李典初投曹操并无功勋，但曹操一为表彰其父兄李干、李整之功勋，二为拉拢其李族三千余家的宗族与部曲，因此欲加李典高位。曹操初期的地盘并不大，于是曹操将离狐县升格为郡及任命其为太守。后来李典只是输谷帛就为裨将军，屯安民后，离狐郡又降为县，所以此郡是特别为李典一人而设的，在当时可谓殊荣。
再看乐进，从破吕布至官渡，虽得广昌亭侯之爵位，可官位仍是一讨寇校尉的低级头衔，但当时李典却是裨将军了。且乐进的官位，是凭血战先登一步步升上去的，当然对李典这种凭叔兄之关系一举高升的，看不顺眼了。
至于张辽，其在吕布处就有北地太守和鲁相的官位。又因并州之地，民风尚武，武人张辽和其好友关羽，都是对士大夫不怎么敬重的人，其护军武周号称雅士，在臧霸处大受尊敬，可一与张辽共事，两个就成冤家。张辽和“好学问，贵儒雅，敬贤士大夫”的李典，根本不是同路人。
李典后又官至捕虏将军，封都亭侯，当时连李典自己都对曹操说：“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其后李典又仅因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而迁破虏将军。这次又不凭战功升官，张辽和乐进两位以军功博得官位的，就算李典出名的“不与诸将争功”，想必也不会对其升迁服气的。所以不太可能是单单张辽或乐进其人品有问题，而是客观的事实，导致相互间的观点与角度的不同罢了。

假设完他们三人不睦的可能性后，回到战场，当无人同意出战时，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疑，辽将独决之。”此时张辽欲奉教出战，但不知李典意向，恐其不从；李典慨然说：“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即《张辽传》中所记的“李典亦与辽同”。
李典既同意，当然是执行曹操教令的出战，所以《资治通鉴》把《李典传》这番话记在战前是正确的。因为张辽既奉教出战，不可能不要求李典一同出城，而且李典已同意，所以本传所记的率众就是开战不久的冲阵。
相反，若只因陈寿省略了副将李典是役的详细记录，仅交代“破走权”的最终结果，而没有记上守十余天后的追击，就认为李典的奉教随张辽是追击的话，那有太多事情无法合理解释了：李典既同意教令，却不执行？冲阵前张辽为甚么没有“恐其不从”？若李典已执行，那追击时张辽才“恐其不从”？
乐进等将狐疑中，便最终形成了曹操教曰的“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这个局面。也许这就是曹操的预料之内，张辽之冷静和智谋，前文已详述；博望之役时，李典就看出有中伏之危险，这就是李典其持重，对比不以智谋见称的乐进，张辽和李典其中一人，觉悟曹操之策的机率还是挺大的，最终张辽也能看出。
正如前文分析，张辽和乐进是同级，所以出迎的主帅和守城的重责也是由他们两人各自担当，李典为副。若如胡三省评的那样，以两个“勇锐使之战”的话，再辅以一个持重的主守，那应该是张辽和骁果显名的乐进出击，李典和薛悌守才对。因此他的这个评论，信服力不大。
从前张辽想请胡质为幕僚，但他以病推托，张辽追问原因下，胡质说出古人交友的态度，再以张辽和武周的小恩怨作比喻而结尾。张辽感悟，闻过即改，与武周重归于好。张辽本来就是一个有错便改的人，更何况大敌当前，理应先放下个人恩怨；而李典又素有“不与诸将争功”，所以如文远以大局著想的话，曼成配合是大致无问题的。因为他们两人的想法会相近而互相団结，这样的气氛会容易感染文谦的，如勇猛的乐进也想出战的话，当然最好，凝聚力最大，这就是曹操最想的第一方案。
但如乐进选择沉默的话，至少也不会从中破坏或争功，亦算是第二个可行方案。但如是命乐进与张辽一同出战的话，很难保证他们不会争功，这么三人就应不成战斗力，各自为战，所以深一层的意思也可能是曹操的警告，即文谦顾全大局的话，应服从在文远的指挥，不出的话也要把合肥守住，这就是曹操的双重保险。

当晚张辽召慕了八百勇士，杀牛犒劳后于明天清晨突袭。张辽披甲持戟并冲，先登陷陈，先杀数十人、斩两将，其后大呼己名，再杀入营寨至孙权所在的军营。孙权是否一胆小之辈？！答案是否！孙权不但射死老虎，更用戟击伤另一头老虎，可见他的武力至少达至二流武将的水平。
但那刻的孙权等人完全被张辽所慑服，孙权本人更走往高处，并持一长戟躲一躲。张辽指名道姓要孙权亲自出战，孙权根本不敢妄动，过了一段时间，心神也定了，终于发觉张辽领的军数量相对上少得可怜，便指挥部下重重包围，包围网有几层。
张辽见目的以达成，无必要让士卒白白丧命，便忽左忽右以制造空隙，图打破包围网后向前突围。由于张辽领的是步卒，冲击力不可与骑兵相比，张辽武勇出众不代表其手下皆是，所以才用计以减少手下的伤亡。但不是他武力不行，因在先救出数十人后，当听到其它仍未能突围的部下呼叫下立即其后回身复救余众。
这恰恰是其有武德和爱护部下的表现，你愿为对方拼命，士卒也才乐以为其卖命，与吴起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加上之前只要一句军令就全部安静下来，军纪严明而又能令部下死也甘心，这种将领带出来的兵才会是最强的。
《百战奇法．难战》就收录张辽的事例，并解说：“凡为将之道，要在甘苦共众。如遇危险之地，不可舍众而自全，不可临难而苟免，护卫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则三军之士岂忘己哉？司马法曰：‘见危难，毋忘其众。’”日后曹丕更让应募冲阵之士，入朝为虎贲。
最后，孙权人马皆望风披靡，没有敢当张辽之将。自朝辰战至日中，孙权军锐气为张辽所夺，张辽此时还城，修业进行守备，众心方才安然下来，诸将对张辽所为均表叹服。这次表现出其为如入无人之境的猛将，日后《旧五代史》就把李存孝这位“每临大敌，被重铠橐弓坐槊，仆人以二骑从，阵中易骑，轻捷如飞，独舞铁楇，挺身陷阵，万人辟易”的猛将借喻为“盖古张辽、甘宁之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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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军在十多天的围城期间出现疫疾，导致不断的非战斗减员，但正是否孙权军不得不走的唯一一个原因？答案再次是不！1997年香港的禽流感，当时的死亡数字，一只手掌五个指头也没有，对比起香港七百万人口，死亡率低至简直可以无视。但偏偏人心惶惶，闻鸡色变，在政府屠杀全香港的鸡只和禁止输入活鸡，过了很长时间才恢复正常（当然还有很多改善卫生的措施）。
我想说明的就是当疫情一日不受控制，或不再发生，死亡的恐惧是会发生在很多人心中，死亡人数只是其次，对双方士气的打击是基本相同。或许有人认为孙权或其部将，不欲其部曲不停折损而退兵，但我也可以反说孙权宁愿忍受疫疾，也要一举攻下这淮南要地，反正根本史无明文交代，当时孙权的心在想甚么。研究历史切忌把自己代入成主人翁，史无明文交代的话，只是停留于假设的可能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合肥城内的守军，差不多连站在城墙上的人数都不够，你是孙权的话，会否退兵？所以正是在无任何胜算下，孙权不得不放弃这次大好的黄金机会而南归，主要原因正是张辽明白理解，而不是盲从下，完美地实行了曹操的妙计，最终导致孙权军夺气，才迫使孙权退兵。
疾病这个史书提及的另一个原因，相对上作用则少很多，毕竟合肥的疫疾还不能和英法百年战争的黑死病相提并论。莫非夏侯尚、曹真也仅因疫疾而退兵，和朱然的关系不大吗？

整理《三国志》参战双方的诸纪传，以及《建康实录．太祖上》得知：孙权军陆续撤退，最后留下孙权及其诸将与车下虎士千余人殿后，在合肥东北的逍遥津南，与军将举酒乐饮。前部渡将欲尽，张辽觇望知之，密使人断桥，率步骑来袭。
据《太平御览》卷359 引《江表传》云：“权与吕蒙、蒋钦、凌统等在后张幔饮食毕，垂当发。魏将张辽帅六、七千人奄至，围遮数重。”这就是张辽把作战良机的明证，在孙权将退之时，他当机立断，合肥驻军几乎全军突击，先拆桥再把孙权“围遮数重”，来一招关门打狗。重重包围这不见于陈寿内文的事是基本可信，因为《太平御览》卷358 引《吴纪》也云：“魏将张辽奄至，围数重，蒙等死战。”
孙权使人追还前兵，但兵去已远，已赶不及回来。当时情况极为危急，据《太平御览》卷581引《江表传》云：“魏将张辽奄至，鼓吹惊怖，不能复鸣箫唱。甘宁援刀欲斫之，於是始作之。”这就反映了当时孙权军众人的恐慌情绪，但甘宁不过是暂时制止，恐惧还是不断在蔓延，另一个源头却是来自陈武。

淮、泗民风剽悍，远至项羽及其江东子弟兵就是如此，这情况直至隋平陈后；《隋书．地理志下》云：“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孙策料庐江人精锐，以陈武为督，他从征多年有功，为孙权亲爱。张辽军逆袭下，陈武奋命死战而亡，己军精锐被击溃，引发起徐盛和宋谦的连锁反应。
徐盛其人少有勇名，日后用疑兵计退曹丕，算是有勇有谋之将。但是役重伤，牙旗也丢了（见《太平御览》卷339），最后为贺齐的援军重新夺回；宋谦其人，神亭时是黄盖、韩当等辈中的十三骑之一，可以看成是宿将，陆逊败刘备于夷陵时他也出力甚多。他两人的部曲在陈武斗死后，变成逃兵，自乱己军，幸好潘璋当机立断，斩杀两人部曲的逃兵，才使之还战，不然孙权军的情况会更严峻。
吕蒙、甘宁、蒋钦等人奋战抵挡张辽军的攻势，右部督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捍孙权而出。自己却复还战，左右尽死，身受重创，杀数十人后，估计孙权已得脱，才被甲潜水而还；《水经注．施水》说他因左右皆死，而流涕津渚。回到孙权，他与甘宁“蹴马趋津”，到达桥前才发现桥已毁，“丈余无版”。
正当孙权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孙权的亲近监谷利，建议孙权持鞍缓控，而他自己则在马后鞭策，以助马势，孙权遂成功越过桥。贺齐此时已率军三千接应孙权，孙权才安全还船。稍后凌统回来，孙权惊喜其不死。
孙权在船上与诸将饮宴，贺齐下席涕泣而言：“主公无比尊贵，应处处小心谨慎，今天几乎造成巨大灾难。我们这些部属都非常惊恐，如同天塌地陷，希望你终身记住这一教训！”孙权亲自上前为贺齐擦去眼泪说：“很惭愧，我把这次教训铭刻在心中，不仅仅写在束身的大带上。”

此战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吴主传》注引《献帝春秋》记录，张辽问孙权军的兵：“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是孙会稽。”张辽及乐进相遇，说如果一早知道的话就马上狙击孙权，“举军叹恨”。
不过这小小的遗憾也无阻合肥之战的影响，《太平御览》卷279引《魏略》云：“张辽为孙权所围，辽溃围出，复入，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辽恐之。”同书卷434又引云：“江东小儿啼，恐之曰：‘辽来，辽来！’无不止矣。”日后唐代李翰所撰的《蒙求》中因此而有“张辽止啼”一语。

合肥之战首功在于张辽，因为曹操虽给予了一个指示，但如何具体仔细的执行起来，比方何时出城冲阵、募兵、如何安排接应与退路，却是合肥诸将的事。曹操更不可能未卜先知预计孙权会以千余人殿后，在城上观察而成功捕捉战机的张辽，才更显其智所在。
毕竟连吕蒙、甘宁等智将也料不到，张辽能成功把握这一瞬即逝的机会，所以无人劝谏要注意合肥驻军或会出击（有后见之明的普通读者，总不可能认为自身的军事才能比这些久战沙场者还高吧？）。因此，就算假设你有张辽的武艺和治军，也不是任何人也能打出逍遥津的胜仗，因为不是普通人也有其智谋。
几近完美的冲阵达至“吴人夺气”，更避实击虚，待至能以绝对的兵力差来反击孙权时才再次出城，这是其智勇双全的最佳表现。拿破仑曾评价自己不是以少胜多，而是以多胜少，指的是在整体人数上为劣势时，自行创造一个局部的兵力优势，以多胜少。他多次胜仗就是逐个击破，把反法同盟战胜。
正史与演义那“以乐进诈败引走先锋吕蒙和甘宁，自率重兵来个斩击敌首，破孙权本队迫走十万大军”的谋略相比，是有点逊色，但成功把握战机，不论是否自己创造出来，能打大胜仗就行了。
毁了逍遥津的桥，把南岸的大军与身在北岸的孙权等少数部队隔绝了，围数重，还好孙权真的命不该绝，凌统等人死战下加上自己的骑术颇精，否则将替曹操一报赤壁之耻。不过主因恐怕是张辽等人不识紫髯的孙权。

曾听过有人反讽张辽不过是幸运，若吕蒙等人以伏兵作殿后，那张辽不是追击成功，而是中伏兵败，丢失合肥。这不过是根本没有考查过实地，而是凭空想像、毫无根据的猜测。张辽是亲自观察孙权军（见《三国志．甘宁传》）的一举一动后，才下令追击，孙权军的动静是否像饵兵、附近环境是否有伏兵，这个名将的观察力，远较一众业余历史爱好者为强。
据《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庐州府条》记载，藏舟浦在庐州府（合肥）城西北隅，张辽御孙权凿此以藏战舰处。张辽既有能力收藏战船而不为孙权军察觉，他对自己驻地附近环境的了解，以及在反侦察方面的能力可见一斑。所以张辽是看破孙权军的无备才追击，而不是恃勇盲目出击而胜。
至于孙权军总数，有人以陈琳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中“孙权亲以数万之众”一句，没有其他有力佐证就否定陈寿的正文，说服力不大。原因是这等檄文在数字上本来就仅仅能作为参考，同文中还说曹操“大举天师百万之众”呢，其可信度根本无法和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相提并论，所以是役孙权的总兵力还是为十万。

也有人认为明帝青龙二年时，满宠于合肥新城之战中，仅募数十弓兵便以火箭退孙权，并射杀孙权弟子孙泰；战绩可比张辽强多矣。得出这样的感想只因没有阅诸纪传，甚至《三国志．满宠传》的前后也没有细阅一次。满宠是牛人，只不过张辽比他更牛，至少在合肥之战中他的难度更大。
孙权攻合肥新城是“号十万”，那实际兵力大概只有数万。青龙元年满宠以伏兵六千破攻新城之敌；二年时刘邵建议满宠以步骑八千作疑兵计，救援被围的新城，为明帝同意，这就是说双方的兵力差距远没有张辽的合肥之战这么大。满宠因“东方吏士皆分休”，是想弃守新城，把战场后退至寿春，但为曹睿否决，因为他自率大军支援；张辽可没有任何援军相助。
孙权遣三路北伐军不过是呼应诸葛亮第五次北伐，非真正下定决心北侵，所以如《三国志．卫臻传》所讲，曹睿军还未至孙权已自退。这和张辽凭亲率的冲阵打击至孙权军无士气而被迫退兵，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射杀孙泰的战果，不过是机率问题，庞统还中流矢而亡。张辽军如有人认识孙权，或者孙权骑术不精，甚至还能括捉孙权呢。

这战对孙权集团的影响可不小，尽管东吴的兵力损失还未像夷陵之战对蜀汉那样，对国力造成破灭性的大打击。但俗语有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孙权亲爱的陈武是役战死；凌统英年早逝恐怕也与合肥之战有关。《岳麓书社》印的《三国志》就采纳《建康实录》的记录，把凌统的寿命更正为二十九岁，也就是合肥之战后的两年。因为《三国志．骆统传》记录他在夷陵之战前，代领已亡的凌统之部曲；再加上二十年期间，东吴的著名战役也没有凌统参战的身影，这益证二十九岁才为事实。
在战略层面方面，孙权曾问吕蒙应是北伐还是西向，吕蒙回答若取得徐州，将要应付报复的曹操精锐骑兵，不如西取荆州，凭藉自身水军辅助守城，根本不需要关羽。不论合肥之战发生于这番建议之前还是之后，一定会对孙权集团产生巨大的震荡：曹操主力远在汉中，无救援下，张辽区区七千余步骑，加上合肥城，也能粉碎孙权十万大军的攻势，何况曹操本人亲率大军呢？至于和刘备集团交战，取三郡的过程就轻松太多，取荆州的战略方向重新被考虑。建安二十四年吕子明白衣渡江，远因不能说与合肥之战完全没有关系。
合肥之战不但影响汉末三国，也为后人作为参考的经典战例并加以运用，北宋的王文郁就是一例：“夏人围兰州，数十万众奄至，已据两关，李浩闭城拒守。钤辖王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破合肥也。’”《续资治通鉴．卷77．宋神宗元丰六年》

战后张辽更被曹操迁作征东将军。是曹操生前的唯一一个外姓三征，另外两位是宗亲的征南将军曹仁和征西将军夏候渊。最后以《三国演义》中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作结尾：
的卢当日跳檀溪，又见吴侯败合淝。退后着鞭驰骏骑，逍遥津上玉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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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战樊城
曹操最后决定不乘汉中之胜进袭益州，还邺后进封为魏王。内部整顿权力后，建安二十一年十月，起兵伐孙权。来到合肥时，循行张辽战斗之处，叹息者良久，也许是感慨于他自己也胜不出这仗，因为曹操之个人武勇远比不上张辽，他自己可无法冲阵达至“吴人夺气”。
最大的伤痛是说不出话，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正如曹操引用孔子说无法找到禹的缺点来批评他，以示对杜畿的感慨，一切尽在无言中，比甚么赞美之词还来得具信服力，包括陈寿的评语。事后曹操乃增加张辽的兵力，再如前述曹军在合肥之役死伤不多，张辽能指挥的总兵力达到万人以上，应该接近历史。
明年正月曹操进军居巢，张辽从征进攻孙权的军事行动；不像十八年那次攻濡须，这一次曹操成功把军事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成功逼退孙权。三月曹操退兵，留下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孙权遣徐详请降，留下周泰为濡须督作防备。
遣徐详请降正正是孙权战略上转变的关键，因为请降于曹操，就代表曹、孙两家之间不是只有战斗的对峙，还可以为各自的利益而达成一个短暂的利益同盟，为日后孙权袭关羽，两家结盟提供了一个先决的政治环境。

乐进应该也是在这一两年间迁为右将军，理由一如第六章所述，汉廷没有两个健在的人，同任一将军之例。时有左将军公孙康，于禁的左将军，也只能是魏王国的左将军。乐进一直位居于禁之下，所以适右将军，应该是建安二十一、二年间的事。那乐进是否位高于张征东呢？
首先，汉魏之际早已慢慢从禄秩向官品过渡（一元化），因此判断官职高低与职能时，不应把爵位以至分封等其他因素考虑。何况爵位在东汉末年已沦落至《艺文类聚．卷51．封爵部》所述的：“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
魏制中四征高于四方，包括魏国已建但汉廷还在的情况。张辽日后由征东将军转为前将军，一个“转”字，和“迁”、“拜”（不是转拜或改拜）二字的分别可大了。最能说明张辽一事的典型例子是郭淮的升迁过程：他曾由左将军转为前将军，然后迁征西。四方之间的平级调换用了个“转”字；表示魏制中，征西高于前将军。
一般人脑中的四方和四征关系的汉制，实际上是蜀汉制，但事实上刘备自称汉中王前的诸将军品位，不能完全看成东汉制，至少刘备首创翊军将军，难道以此来衡量东汉制下，翊军将军与其他将军的品位差别吗？不可能。得成都后即建安十九年，洪武雄先生就在《蜀汉政治制度史考论》第一章，以建安十九年为起点，来判断蜀汉诸将军的品位。蜀汉制就算多依汉制，也不代表一成不变，刘备既已沿用左将军多年，既要封黄忠为征西将军，那当然是调整成低于左将军级别的，反过来能否认为东汉制下本如是？
司马篡魏的前两年（咸熙年间），史家公认当时的诸多新制度，实为晋制的先河，难道以此来衡量魏制吗？再对比一下刘备称王前数个月所封的黄征西；王国前的若干制度若都算是东汉制，那曹魏的中护军，相同逻辑下也算东汉制？例证既有诸多疑点，当然不适合以来作论证。

刘秀只首创征南大和征西大，建武十三年后就尽罢诸将军（《后汉书集解．百官志一》引列各四方将军，皆为刘秀时任职，灵、献间才复置），间中只有耿秉等按出战方向而短暂为四征；“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见《后汉书．百官志一》）一句显示，四方也是杂号。
蔡质说四方是金紫应是西汉制，因为《汉官仪》云：“章帝以章帝以元舅马防为车骑将军，服银印青绶。”车骑尚曾是银青，那四方自然不可能一直是金紫。还有，刘秀时王梁这前将军被拜为山阳太守，那证明四方最多也只是二千石太守的级别，九卿这些中二千石尚是银青；中平五年，刘宏欲征董卓入朝，也只是授予九卿的少府，前将军若也是金紫，这不是先让他降级至银青，岂不更没可能会入朝？司马昭欲征诸葛诞入朝，好歹也是给予司空之位，比四征大高级的（见王昶之例）。通过汉光武和灵帝这一前一后之例，东汉制的四方还可能是金紫吗？
本无同一个君主有四征与四方的前例（可参考万斯同的《东汉将相大臣年表》。汉末如马腾、皇甫嵩的征西不算，因为往往变成是还有没有官位空缺，以满足较晚升迁者的问题）。
更进一步来说，正如何兹全先生在《魏晋的中军》一文中所讲：“曹魏王国是由曹操集团发展起来的，故曹魏军制除承受两汉传统军制的影响外，尚承受曹操集团在建安时代的发展的结果。”汉、魏之际，很多魏官也是由曹操改造，发展出新职能（当然也同时改变其职位的高低），比方由护军发展的中护军，不但成中军，还有选武官等职能；某些官职若权力被上调后，官位也顺势提升
故魏王国四征的高低，若完全参考东汉制也未必正确，应仔细分析一下曹操的动机：曹仁早在屯江陵时已为行征南、夏侯渊屯汉中时更为征西，可见曹操已有以四征为都督一方的倾向。反过来说，若四方位高四征，曹操难道就没想过，总会有派左将军于禁和右将军乐进至荆州和汉中的可能性吗？何时授予二人将军职，决定权在曹操，四方位高的话，何不直接给曹仁和夏侯渊二人为左、右将军呢？位高督位低更名正言顺啊。
陈寿写史简洁，在一些从征者众多的战役中，最多只会在《武帝纪》中记录一两个主将；二十二年的从攻濡须还包括青、徐豪霸臧霸，合肥另一重将乐进，不太可能没从征并留屯。只记录张辽这合肥守将，而不是把乐进换成张辽，就是张辽已经位高于乐进的明证。可能有人以《乐进传》没有徒屯居巢为由，辩称乐进没有从征及徒屯，但《三国志．曹仁传》也同样没有从征和徒屯的记录，但不能说没有发生过。
可能有人会引用夏侯惇，这个本是汉官伏波，却累次请求为魏官之辈为例，反问为甚么曹操不授予位高的征北呢？曹操和刘备的国中国，只有四方和四征，大将军、骠骑、车骑和卫将军这四个重号是没出现，二十四年只余下征北和前将军。曹操断不可能给其为征北，因曹魏的征、镇等是对应方向的，不像蜀汉那般。夏侯惇又不是驻守北方，所以只能给予前将军。非曹操不欲，是因暂没空位。
因此张征东确实位高于乐进，不论他当时还是折冲还是右将军。尽管张辽确实没有像以后的征东如曹休等辈那样，有“都督扬州”这样的字句，但他却是曹睿口中，先帝东线重镇合肥之主帅。

曾有人认为：“《资治通鉴》云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汉官伏波将军能督两个四征，其中曹仁还只是行征南，尚未正式出任；再查《宋书．百官志上》引鱼豢语：‘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
四征在黄初中才位次三公，建安年间还是汉末，所以不过是和其他将军一样的秩二千石，与偏裨等杂号将军一样。因此张辽虽位至征东将军，其实也没甚么特别重要，不但不是大将军、车骑将军这些重号将军，何况《晋书．职官志》云：‘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都督制在当时尚未确立起来，张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将军罢了。”
当中仅都督制在建安时代还未成固有制度为对，也就是说张辽这征东在职权上，还不能与曹仁等宗亲的战区司令相看齐。其他的看似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再深入分析则不然：
首先，临时都督和扬州都督，是两回事。前述豫州的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郡太守及将军，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临时都督之例。战后田豫当然再没有督青州之权；夏侯惇这都督，同样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正演变为扬州都督：既没曹仁的“镇荆州”，连夏侯渊的“守汉中”也没有。何况居巢只是魏吴边境的一个废县，暂时与孙权军对峙，可以，但若变成定制以作长期屯驻之地则不太可能。
战前战区统帅，要么和手下一样无节，要么是自己有节或钺（增援军不算），这是常例；张郃更是反例，当时无节的他，临时顶替夏侯渊，曹操特意授节以示其统帅之位，以示他有权指挥有节的徐晃。因此，张辽若真是夏侯惇的下属的话，那曹操应至少授节或钺予他，以示能指挥张辽，但这两年内偏偏就是没有，也能侧证两人无上下属关系。
曹休的都督扬州，也是都督荆、扬、益三州的曹仁死后之事，那时曹休早领扬州刺史一职。相反在夏侯惇死后，曹休只是仅仅“都督诸军事”，根本没明言都督扬州，连像夏侯尚般的“都督南方诸军事”也没有。曹休之例，恰恰是侧证了夏侯惇没有明确辖区，若有的话，曹休为何没有继承下来？可见夏侯惇本来只有那些诸军的都督权罢了。
襄樊之战时曹操召各地方军增援时，当张辽等诸军尚未到达，夏侯惇已在曹操军营（摩陂）内，“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战后夏侯惇督诸军还寿春，后徒屯召陵，而张辽则还屯陈郡；扬州刺史温恢写信对兖州刺史裴潜、豫州刺史吕贡等“张辽等”又将被召，若夏侯惇督张辽的话，那应该是说“夏侯惇等”又将被召才对。
在居巢时，汉官和魏官本来就是两个体系，无节的夏侯惇成为临时都督，不奇怪。吕虔是先例，但兖州泰山郡的他，不是从此就一直督青州。因此，张辽其后如曹仁般，回归自己的驻地后，没证据显示还归夏侯惇管辖，因为证明不了夏侯惇已成为扬州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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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已请降，两家再开战的机会较少。当时对曹操有更大的威胁已经转变为刘备及忠于汉室的汉臣。“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所以刘备不得不争汉中，同时另遣张飞和马超攻拔武都；金袆等汉臣则谋杀督许中事的王必，挟天子以攻曹操，南引关羽为援。金祎等人虽然事败，但汉中的战事却开始白热化。曹洪虽纳曹休计，破吴兰以迫走张飞和马超；徐晃也在马呜阁道击破陈式，把刘备欲分割曹军的意图破灭。
但刘备主力仍然继续进攻，迫使曹操不得不亲征救援。由于代郡乌丸也在这时叛乱，曹操虽遣曹彰平乱，但毕竟儿子初征沙场，父亲关心是人之常情，行军两个月才至长安，此时才收到曹彰讨平的消息；但不久又发生南阳兵变，令曹仁讨平，自己坐则镇长安。明年正月才算讨平，但此时却传来夏侯渊阵亡的消息。
虽然军中暂推张郃代领为帅，无奈战局已经被逆转，三月曹操亲至汉中也于事无补，为刘备恃险拒守。曹操只好退军，并把防线北移，留曹洪、曹真屯陈仓。刘备顺势取上庸、房陵、西城三郡，获得东三郡后刘备自封为汉中王。关羽也出兵襄、樊，并事后得到刘备假节钺。曹操遣左将军于禁率七军助曹仁。三家汇战的襄、樊战役就这样展开。

《三国志．温恢传》则说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曾攻合肥，当时各州郡兵戍淮南，温恢对兖州刺史裴潜说：“这里虽有贼兵，但还构不成威胁，害怕的是曹征南遇上变故。洪水将至但曹仁的县军还没有防备，关羽骁锐，若乘机进攻，必将为患。”查《献帝纪》和《武帝纪》，甚至是《后汉书．五行志》，这年前的一两年内，并没有汉水暴涨的记录；再加上温恢道出“此间虽有贼（合肥）”、曹仁与关羽、以及其后的“于是有樊城之事”这句记录，完全不存在误记的可能性。
不过双方君主的纪传：《武帝纪》和《吴主传》，甚至《张辽传》也没有提及这年孙权曾出兵侵合肥，只为《资治通鉴》所录。也许孙权的确受到了刘备的胜利刺激，而试探性的进攻合肥，但很快退兵，双方没展开过激战，所以仅收录进魏扬州刺史本传内。
八月汉水暴涨，“平地水五六丈”，七军为洪水所围困，关羽把握战机乘船进攻，于禁投降、庞德不屈被杀。曹仁数千兵马被关羽重重围困于樊城，外内断绝，粮食欲尽。十月，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关羽印号，为之支党，关羽威震华夏。
连曹操也不冷静，可能鉴于九月魏讽在邺造反，担心更多汉臣在许都作内应，考虑把汉帝徙离许都以避其锐。司马懿和蒋济却看出孙权必不愿关羽得志，可遣人劝孙权袭其后，许割江南以封孙权为王，樊城之围自解，曹操醒悟。另一方面，孙权本来就打算把刘备势力驱逐出荆州，双方一拍即合。
曹操再遣另一五子良将徐晃助曹仁，但徐晃以“所将多新卒”，不足解围，先屯阳陵陂，直至徐商、吕建增援后，才以声东击西从关羽军中夺回偃城。此时曹操已收到孙权那“乞以讨羽自效”的笺，结果不单是兖州州兵，连合肥驻军也增援，自己则纳桓阶之谋，坐镇摩陂。
据《吴主传》注引《魏略》，孙权予曹丕递说：“先王（曹操）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后顾。”孙权所讲的事当是事实，因为上书发生于曹丕为魏王且南征后，刘备奋其袭杀关羽而虎视眈眈之际，孙权信中态度卑屈，不可能还杜撰，欺魏廷没有知道实情的人吗？所以曹操敢于连张辽也出动，是因为两家已有协定在先，既不用屯兵合肥，那增援是顺理成章之事。
裴潜、吕贡等人拖延不动，温恢密对他们说：“襄阳危急，不让你们大张旗鼓集结，是朝廷不愿惊动远方部队，但一两天内会有密书催促你们上路，张辽等人也会被召，他们一向知道魏王心意，后召先到，那时你可要受责。裴潜马上轻装赶路，最后一切也如温恢所料。
不过还不及徐晃的军事行动之快，才得到殷商、朱盖等十二营增援，他便扬声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关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精锐反击，但为徐晃所败，樊城之围解，但关羽舟船犹据沔水。
不过关羽的末路已至，之前陆逊暂代吕蒙并写信以骄关羽，关羽调兵增援；吕蒙阴诱江陵守将糜芳、公安守将士仁后，借口关羽擅取湘关米，以白衣渡江之奇计袭破公安和江陵。根本已失，军心瓦解，败走麦城的关羽最后被擒杀。张辽的这为好友就这样去世。
张辽军至摩陂时，曹操乘车出来慰劳，张辽遂还屯陈郡。假若张辽真的要与关羽在战场相见，胜负难料，但之前已在忠与义之间选择了忠的张辽，恐怕也会和徐晃一样，国家利益高于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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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勇名评反
《傅子》云：“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这就是西晋时的记录，也就是说在曹魏诸猛将中，张辽武勇仅次于曹仁，排名第二（不知道是否已算上虎贲双雄典韦和许褚，不过应该算上从祀曹操庙庭的庞德），这是对张辽其超群武艺最早的史书评价。不过从他们各自本传的记录，和后世猛将借作比喻这两方面，张辽表现皆胜于曹仁。

先说日后猛将自比这点，前述李存孝被比作古之张辽；曹仁却是没有任何猛将拿作自比的。他们两位最精采的武勇亮点为江陵、合肥冲阵，在难度上明显是张辽更高，尽管他们也是来回两次冲阵，如入无人之境，但曹仁面对的仅是周瑜军先锋（没提及过是哪位将军为先锋，极可能只是无名下将）数千人；张辽面对的可是最终兵力达到十万的孙权军，孙权军从征者可有吕蒙、甘宁等东吴名将。在人数（／和将帅质素）上也是张辽较困难。
张辽的来回冲阵是发生在交锋的后半段阶段，所以应该不是在凌晨时发生，而是接近日中的时间。曹仁在这次比较中唯一有利的地方是孙权军或许受了较早时间张辽的冲阵，士气有所影响，但孙权军士卒尚未变成逃兵，仍有相当的战斗力。
论结果，张辽的杀数十人、斩二将比曹仁的亡数人战果为强，当然，双方战斗的时间不同，若给予曹仁相同的时间，他不一定达不到相同的战果。
再说影响，己军也是皆服他们二人之勇，可惜曹仁只有陈矫的一句话：“将军真天人也”作肯定；张辽有的却是上至敌国君主孙权（孙权事后面对虽病的张辽，仍“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中至有勇名的徐盛（他战至重伤，其部曲不战自逃）以及宿将宋谦、下至江东三岁无知小儿的举国震撼。

张辽还有白狼山和天柱山的勇战记录；曹仁却只有率已无士气的败军甚奋的战例（严格来说这算是统率的表现，因为根本不知道曹仁是身先士卒使己军回复士气，还是藉著一番激历训话使还战）。因此从名声、战绩及其影响等诸多方面来看，也是文远胜于子孝，傅玄的评价远不及陈寿评张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的来得有力，因为关羽毕竟有于万军中刺敌主帅颜良的战绩。
造成《傅子》这个评价，原因可能有二：一、曹仁还有更多武勇事迹，只是亮点不大而不被收录（曹仁为主帅破眭固，本传也没收录），所以整体名声是曹仁稍胜张辽；二、以东汉的“三君”为例，窦武虽然在经学上有造诣，也是党人领袖，但能成为“三君”之首，并高于名震天下、范晔评为“汉室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之一的陈蕃之因，窦武的外戚身份所占的比重，恐也不小。这说明双方实力大致一样的话，朝野舆论还是会倾向宗亲一方；曹仁也许是这样，勇名才高于张辽。不论怎样，仅从目前文献记录来看，曹仁之武艺也许只是和张辽持平罢了。

综合来说，智（合肥之战把握战机追击殿后的孙权军，内有吕蒙）、信（昌豨一事）、仁（复入阵救回己军）、勇、严（一句话让己军安静）的统帅之才张文远，在唐、宋武庙和《百将传》也能力压一众前期曹将，就是后世对其将才的肯定。张辽可与后期名将邓艾并称“大魏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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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小议张辽与张郃，张辽部份有若干与正文相同：

先谈统率，将军最重要的是领军，若只看计谋，是否能认为荀攸的军事能力曹仁、张辽、张郃辈强的结论呢？个人武勇若是带头冲阵、提升士气，当然是其统兵的表现，否则李世民有何必亲自冲阵呢？这方面五子中就只有乐进能与张辽比划。
统率不能只看军纪，否则会得出于禁比关羽为高的结论。关羽强在于其善待士卒、得军心，这两点恰恰就是司马迁笔下的李广模式（另一个是重军纪的程不识模式）。合肥之战中张辽再次杀入阵中救回余众，你既拼死相救，士卒也才甘愿为其死战吧？张郃在汉中之战的率亲兵搏战，相比之下还是有所逊色，而且刘备若攻克张郃，又怎能把主帅夏侯渊引诱出来呢？这不得不让其成色有点折扣。
至于军纪，张郃的“善处营陈”属于程不识模式，可惜具体效果是怎样，再无明确记载，其难度也较张辽一句军令平乱为低：一般士卒没有张辽的冷静，惊恐中不动只是执行军令如山的军令，这点倒与曹操巡视被赞有周亚夫之风的徐晃时，其将士没有军令下，不敢妄动相近。
如果还算上张辽在乌丸山被授麾而指挥张郃、徐晃、曹纯等、天柱山时督张郃这些御名将的表现，张辽在统率一项中是较张郃为高。

“郃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陈寿是这样评价张郃的，其中“善处营陈”算是其统兵表现，见上段；“识变数”和“巧变”应该是指同一件事，是对其一生中的总结，应该是一些记略极其简短的胜仗中所体现出来的表现；料战势地形，战势一事可见诸葛亮二伐中，张郃料其将会粮尽退兵，无法占陈仓；地形一项，渡江占江陵中洲和于街亭断水败马谡便是代表作。不过也有败笔时：与张飞对峙时，为其从他道出，导致首尾无法兼顾而败。
张辽呢？巧变就不太像其作风，但应对突发事件时，张辽还是能称得上冷静，并能火速处理：
出征荆州前军中有谋反者作乱，张辽乃传令军中，让不反者安坐，结果士卒因军令而安静下来，很快就拿下谋反者。
地形和战势却也不是没有表现，先谈地形：
《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北硖山条》云张辽筑垒硖石南而还，谓之南硖戍。日后石亭之战贾逵据夹石，击退欲断曹休后路的吴军，所以顾祖禹称此山为：“控扼要口，北距庐、凤，南指江、黄，此为通道”，证明张辽有一定的地理常识，看出这是必家必争之地；同卷《庐州府条》记载，藏舟浦在庐州府（合肥）城西北隅，张辽御孙权凿此以藏战舰处。能收藏战船而不为孙权军察觉，是其对自己驻地附近环境的了解。
战势方面，张辽在合肥战前得知曹操教令后，理解其远在汉中，只能先冲阵挫孙军气势、提升己军士气，才能久守。但也有错估形势时：攻濡须时为先锋，正遇大雨，敌船稍进、将士不安，己军形势稍不利下欲暂退，但经臧霸相劝后没再坚持己见。
这三部份两人各有亮点，也有不足，算是平分秋色。

战略层面方面，其实不算是将军的本职，应是二荀辈之事。这方面张郃是略胜：张辽在征乌丸前谏曹操，刘备有可能乘机偷袭，刘备确实也这样劝刘表，不过刘表一如郭嘉所料，不让他北伐。另外还真有人密谋打算袭邺城，只是始终没成事（见《凉茂传》）；
张郃在官渡战前，劝袁绍不宜正面交锋，可遣轻骑抄绝曹操后方，这点与沮授大同小异。诸葛亮四伐时，张郃曾建议司马懿大军屯于祁山堡，分兵出其后，饶胜文先生在《大汉帝国在巴蜀》第十六章就解读为：“威胁蜀军原本就脆弱的补给线”。张郃两次都欲遣兵抄粮，可惜皆为主帅否决，无法实行体现实战效果。

两人的差别，恐怕就是张辽的进取与张郃的谨慎。
张郃的谨慎能体现在：应先救乌巢而不是攻已有防备的曹军本营、诸葛亮四伐退兵时，料其有伏兵。两次都不幸言中，最遭糕的一次是被迫执行司马懿追击之令，战死沙场。由于没有文献记录能证明，司马懿是有意借故杀掉张郃，排除这阴谋论，从另一个角度上可说是智胜司马懿，当然对张郃来说，根本无意义。
但过度谨慎也会失却扩大战果的机会：饶胜文先生引用了《三国志．王平传》、《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三国志．明帝纪》，认为街亭战后蜀军已崩溃；王平在马谡败后，鸣鼓自持，张郃疑是伐兵故不追击，让其能收诸营败兵而还。
张辽的刚胆本色，可见于只身至三公山说降昌豨、张辽观察孙权军后率众追击，断桥（见《建康实录．太祖上》）、数重围（见《太平御览》卷359 引《江表传》）困孙权。看出昌豨有降意是有识人之明，先派使者确认有降意后，再动之以利，最后先拜会其妻子以示亲密。或问假若失败呢？还有同行的夏候渊，不会导致全军群龙无首。曹操事后的责备，更像是关怀不欲就这样失去爱将般。反过来说，通过上述一系列行动，却不能说张辽是毫无准备就直接劝降。
《甘宁传》已明文肯定张辽是先观察敌情，有把握下才追击。要知道吕蒙、甘宁等将时在孙权军中，若有人看出危机，劝谏如同李典于博望，是会被记录于本传内。若没有，那就应该是料不到，张辽可说是智胜吕蒙、甘宁等。只可惜张辽不认识孙权本尊，再加上其骑术不错，越过断桥致让其逃脱。

两人同时参与的战役中，天柱山之战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当时孙权领军救陈兰、梅成（于禁中伪降让让其逃往陈兰），臧霸已与韩当等交锋，时间所余无几，如何迅速强攻恐怕是唯一的方案。但问题出于此山高峻约有二十馀里，道路险狭，怯是人之常情。安众之心成为关键，张辽以一与一勇者胜作总结，结果他没说大话，亲自平定，张郃等人拿不出更好的计策为好。
故战术层面中，张辽没吃亏，且成绩比张郃漂亮。总体来说，两人在智谋中算是平分秋色，最多也只是伯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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