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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玩盗版游戏不会担心法院一纸传票到你家门口。
起码在网络上，我们已经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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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l和他的法律援助团队以微笑面对现实
当我提笔的时候，心理其实有几分畏惧。虽然那帮人已经来过了，夺走了我的电脑，还把我硬盘上的资料都拷贝了一遍，但同样的勾当他们会不会再干第二遍？我心里着实没底。在过去的整整4年里，他们不断地威胁我、恐吓我，强迫我去法庭受审。他们还逼迫我和我的家人朋友暂停工作，去接受他们的盘问——第一次他们拉我过去，盘问了整整了9个小时，第二次则长达7个小时。如今，我已欠下了450万美元的罚款。而上一个遭此厄运的人，在经陪审团裁决后，面临的索赔金额更高达1920万美元。
当我仔细反思这一切的时候，我常常不得不提醒自己被控诉的缘由。是投资欺诈？抢劫赌场？还是扮黑客攻击联邦政府？不，这些都不是。我不过是在互联网上分享了音乐，而且拒绝对唱片公司服软。
每当我向别人解释这一状况时，得到的反应都毫无二致：每个人惊讶得目瞪口呆，同时感到发自肺腑的义愤。我知道，他们是震惊于美国唱片业协会（RIAA）竟然偷偷摸摸地干着这种事情。“那些人怎么找上你的？”他们常常这样问道。我解释说，不仅是我，还有4万人也受到相同的控诉。而我们，则是从数百万计的音乐分享者中随机抽选出来的牺牲品。所有人在听到这句的时候，都惊惧不已，一副“天哪，我可能就是下一个！”的表情。
这类起诉，其实从没有造成过什么大的轰动，除了被告者们激烈反抗外，大体上一直波澜不惊。毕竟，它们并不影响大部分人的平静生活。我却不幸成为了那倒霉的少数派。我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说起。
2005年，我的父母收到了一封由索尼BMG、华纳、亚特兰大唱片公司、芒刺唱片和UMG唱片公司联合署名的来信，信中声称我们“侵犯版权”。他们还随信附送了一家电话咨询中心的号码，说那是“问题处理热线”。在信中，他们特别强调，电话中心的工作人员“绝不是律师”。大概是他们要威吓的人太多，实在忙不过来吧，所以便不得不设立了这样一家装模作样的电话中心，那感觉就是供你做做“1-800-别起诉我”的样子。
我打了电话过去，发现中心的接线生只会不停地问你，你愿意赔多少钱啊（我相信，他们希望的是3000美元），他们还不断重复说，一旦打起官司来，你要偿付的数目只会更加骇人。我寄给了他们一张500美元的汇票，被他们退了回来。我只好告诉这些接线生，我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于是他们同我讨论，看我是否能申请到“财务困难”的证明。再之后就没有了消息，我也没有追问其中的原因。随后，我从大学毕了业，开始了我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学习。
紧接着，2007年8月的某一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了一叠厚厚的纸，大概有50页厚吧，就躺在我的公寓门口。霎时，我突然明白了自己面临着怎样的状况——资产数十亿的大公司，联手业内顶级的版权法律师，毫无保留地欺凌我这样一个普通人，而我所做的，不过是与其他歌迷一起，分享涅磐乐队的《Come As You Are》。
我本以为，既然在法庭上人人平等，只要开了庭，我应该不乏机会说出自己的委屈，并最终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结果。哪知我随后发现，要闹到法庭上，得到开口的机会，都千难万难、阻挠重重。就算终于上了法庭（要知道，目前还只有一个叫Jammie ThomasRasset的人做到了这一点），你也远远不能和你强大的对手相提并论，它们可是掌控了全美85%份额商业音乐的庞大机构啊。
更糟的是，这场所谓的对战，其实根本不能称之为对战。因为要对抗，你首先应知道自己为什么受控，并且知道要辩论的基本问题。然而，大多数时候你什么都不清楚。那叠厚实的纸只告诉你，你已经欠下了几千美元，并且如果你选择找律师，大概还要花费更多的钱。当然，前提是有律师愿意帮你。
我和他们其中一个科罗拉多的律师有过密切的联系。当时，她对我十分无礼，甚至到了恶毒的地步（“承认了吧，Joel，我相信你肯定犯法了。”）我则继续保持礼貌，告诉她“我尊重你的立场”“我们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我尊重这一点。”对于她的恐吓，我没法录下来，因为她只和我用电话联系。
每次谈话，她都试图从我口中套出些什么，企图弄清楚我会怎样为自己辩护。她告诉我说，如果我现在不就地接受罚款的话，将来背负的罚款数目将更庞大。有时候，我被她吓到了，就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她也是一个国家级职业律师，负责有关儿童监护的案件。我问她我该怎么办，然后在她的建议下，我们盲目而不顾一切地反击。最终，我的母亲再也不敢接我电话了，害怕我又要讨论案子的事情。后来我答应支付5250美元，把案子交给法庭处理，结果被美国唱片业协会拒绝了，他们要我拿10，500美元才罢休。就这样，我仿佛看到自己被捆绑在传送带上，一步步接近锋利的齿轮，等待迎接不可避免的噩运。
后来，2008年夏，我在家中发现了另一封信，是从哈佛法学院寄来。好奇之下，我拆开信，读了起来。信中写道：“我名叫Charles Nesson,是哈佛法学院的一名教授。你的案子我听说了，如果我能帮得上什么忙的话，请不要犹豫，打电话叫我一声。”我立刻打了电话过去。Nesson 接了。我说，“是的，我太需要你的帮助了！”我妈还给Nesson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现在的境况。而信的开头称呼是“上帝派来的亲爱的教授”。
此后，从Nesson那里，我懂得了我没必要一定去接RIAA律师们的电话。我可以要求他们通过邮件联络我。随后，我被拉去盘问了两次——一次持续了9个小时，另一次，就在前几星期发生的，持续了7个小时。他们问了我一切无关案子的问题，问了我的生活，我买的车，我建立的网站。当然，若提到此事，RIAA 只会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他们会说我不过谈了7个小时的话，第二次则谈了5个半小时。但那期间我可都困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啊。你觉得对我来说，只要不能去上班，做什么有啥区别么？
我的姐妹、父母也都被停过工作。甚至连我的高中朋友，和家里的朋友，都牵连了进来。我的电脑已经被他们夺去了，硬盘上的资料已被拷贝了一遍。家里其他人的电脑也险些遭此厄运。我的指导教授对我沮丧失望，因为我长期找人顶替我学习。而我在学校的研究也被迫中断，因为我要分出神来，努力对付那些成天专职找我麻烦的人。我还常常不得不把生活中所有做过的无关紧要的事情都回想一遍，以便应付那些宣誓后盘问。我怀疑，真的到了我上法庭的那一天，我到底还有没有力气站上好几个小时，听诉讼律师向陪审团们陈诉我的罪过，诉说我是多么罪有应得。
然而，我也得到了不少支持，并为之深感振奋。Nesson的不少聪明优秀的学生都一直在帮我，而Nesson教授本人更是无与伦比。更重要的是，有许多人还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面分享了我的故事，支持我、鼓励我，我为此深受感动（虽然最近我变得十分多疑，不太敢结交陌生人了）。我想把最真挚的祝福，也送给那些和我一道遭此不幸的人：Brittany Kruger, Jammie Thomas,以及其他39,997个受害的同胞们。
今天就是审判开始的日子了——7月27号，星期一。然而遗憾的是，由于RIAA的成功抵制，我们的请求遭到了驳回，审判不会进行网上直播。但没关系，我们会在twitter上面“推”它（并且加上#jfb的符号），也会在通过博客努力传播这一消息。亲爱的读者们，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可以点这个网站，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http://joelfightsback.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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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9 23: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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