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春秋时期地缘争斗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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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地缘争斗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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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两周列国源流述略［参考文献再充实之］
河南博物院研究员 张锴生
国：（渊源），位置，城池（都城），人口，社风，资源，物产，交通，国力＝地缘战略价值评估（参见春秋战国地理图，循宋杰理论为蓝本，包括山川棋局中的态势），简史（君主事迹，外交简史，战争简史），盛衰启示。
按先后+历史影响度排序。
　　两周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武王伐纣到秦朝统一，80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血缘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奴隶制由兴盛走向崩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周王朝，进入东周以后，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大夫专权，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无论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个崭新的社会在动荡中孕育，四分五裂的中国终被新兴强大的秦帝国统一。这一过程中，交通四面，辐辏八方，位处天下之枢的莽莽中原大地，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环境，无可替代的成为两周时期社会发展的中心舞台，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剧。
　　传统的"中原"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古人常将中国、中州用作中原的同义语。一般认为，古代中原系指黄河中下游地面区，华夏族团集中分布的区域，中心是古代的豫州，即今河南省。史载，"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至迟在夏代可能已有九州的概念。《尚书•禹贡》云："荆、河惟豫州。"《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画野分州…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所谓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豫州地居正中，后世谓之中州。这里曾是夏商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如《史记•封禅书》所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重要的都邑遗址洛阳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都发现于此。周代的成周、王城也在伊洛河畔。周初的《何尊》铭文就称这里为中国。周武王灭商返回途中，曾计划迁都中原，"宅兹中国，自之 民"。西周之初，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东移。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封邦建国，形成了以宗周至成周为轴心的中原华夏文化区。中原的区域概念也随着华夏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华夏文化或周文化的扩展而有所漫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较先进的华夏民族自视文明，自称中国，以别于四夷。一些夏商时期尚属夷蛮狄的中原周边地区，随着中原文化的传播，成康之世的分封，也纳入中原文化区。两周时期的中原地区除了今河南省外，主要还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的部分地区，可谓大中原文化区。这一地区文化深厚，地域辽阔，形胜甲天下。远古时期众多的部落、氏族曾在此生存发展，不同的民族在此融合交流。这里是我国文明起源的中心，数以千百计的古国、方国在此生活、迁徙，争城夺地，兴盛衰亡。
　　恩格斯讲："国家是文明的概括。"国家的出现标志着氏族社会的解体，阶级社会的形成。中国的早期国家有自己的特点，它多是建立在父系家长制基础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长期保持聚族而居的形态。即是夏商这样较完备的王国，也是由众多不同族属的自然方国组成的方国联盟式国家。西周王朝在此基础上，经过人为的"封诸侯，建藩卫"，使之更加完善而系统。中央王权进一步强化，其本质依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宗法制。两周列国在很长时间中也都是周王朝名誉下的方国。虽然独自管理经营，却要承担对周王室的相应责任和义务。
　　中原地区进入城邦国家的时间较早，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夯土城堡的普遍出现。如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龙山时代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安阳后岗、辉县孟庄、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等城址。古文献中有关传说时代的资料表明，黄帝时代到尧、舜、虞、夏、商、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大地上，曾经是方国林立。《荀子•富国》篇："古有万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时"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汉书•地理志》曰："昔在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左传•襄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汤而三千余国。"又《吕氏春秋 •爱类》曰大禹治水，"于东土所治者千八百国"。《战国策•齐策》："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时诸侯三千。"《逸周书•殷祝解》："汤放桀而复亳，三千诸侯大会。"《史记•周本纪》记周武王九年"东观兵，至于盟津。……诸侯不期而会盟者八百诸侯"。《帝王世纪》曰："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其后诸侯相并,当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至于战国,存者十余。"《吕氏春秋•观世》："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晋书•地理志》也曰，周初封诸侯"凡一千八百国，""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而见于《春秋》经传者有七十国焉"。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存灭》统计春秋时代列国仅余148国。经过兼并，其中较重要者也不过齐、晋、楚、秦、鲁、曹、郑、宋、卫、燕、陈、蔡、吴、越等14国。到了战国时期，按《史记•六国年表》所列，包括周在内也仅剩余8个。显然，从早到晚方国之数逐渐减少。星罗棋布的小邦国，被幅员辽阔，实力雄厚的强国一一兼并取代。
　　周代的诸侯国初封时国土范围不过方圆百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产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孟子•告子下》："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齐晋秦楚，其在成周甚微，封或百里，或五十里。"这些小国寡民式的封国均有一个特点，就是要筑一座或多座夯土城为都邑。所以，古代的都城也可指国，城也称邑。一个封国不仅指城邑，还包括城外的郊、野地区。王亲贵戚一般士族住在城内，而土著平民多在城外。一国之内便出现了"国人"与"野人"的区分。
　　两周时期的中原列国多是周初武王和成、康时代封邦建国时形成的。康王之后周王虽然陆续有所分封，但数量很少。
　　西周之初，面对新征服的广大地区，周王采取"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方式巩固自己的统治。分封的对象实际包括同姓贵族和异姓贵族两类。异姓封国又可分为功臣谋士，先王圣贤后裔，殷商王族及其他臣服归顺的方国贵族。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其中武王兄弟，周公旦封于鲁，召公大封于燕，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叔振铎封于曹，叔处封于霍，叔武封于成等。异姓功臣姜尚封于营丘国号齐，商纣之子武庚封于殷，古帝王之后裔黄帝之后封于祝，帝尧后封于蓟，帝舜之后封于陈，大禹之后封于杞，等等。三监之乱发生，周公东征之后，倍感强化封邦建国之重要，再次进行大分封。《荀子•儒效》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这次分封的规模比第一次更大。武王灭商后，鉴于形势紧迫，一些封国可能只是名誉上的，未及实施。成王周公之分封，进一步落实了武王分封的成果，并有所改进。如周公、召公不能就蕃的鲁、燕等国，令长子代为就封，加强了对中原周边地区的控制。肢解众殷商遗民的族团，并分迁各地，以削弱敌对势力。诛灭武庚后，改封康叔于卫。平定唐地之乱，加封叔虞于唐。一系列封国安邦措施，使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周王朝趋于稳定。在周初的分封中，姬姓侯国占了相当一部分。正如《荀子•儒效》所说："周之子孙，若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曾记载其中的一部分："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这些封国都安排在周王朝管辖的中心或关键区域，以拱卫保护周王室的安全。
　　纵观两周时期列国之分布，基本上都在大中原文化区内。仅中原腹地河南省目前已发现两周城址上百座，其中多数是当时的封国。春秋中期以前，姬姓国的实力在中原占据绝对优势。所立异姓国都是有条件、有选择、"于周为睦的"。然而，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宗法制的破坏，诸侯称霸，群雄争战，曾经名声显赫的权贵旺族销声匿迹了，纵横驰骋独步一时的列强灰飞烟灭，留给后人无限感慨。两周时期数以百计汇聚中原的诸侯列国，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渐次消失。以下我们就提纲挈领地将两周中原列国的源流脉络作一简略论述，权当对这段历史的一次回顾。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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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的地理形势与列强纵横谋略之成败
宋杰 [中国]
出自《先秦战略地理研究》 1999
一 战国中期的政局演变及其时代特点
（一）由魏国独霸转为七雄并立
（二）战争更加残酷激烈
（三）“合纵”、“连横”的出现与流行
二 公元前4世纪中叶战国的政治地理格局
（一）“战国”地区和周边地区
（二）“战国”地区的四个亚区
三 强国争霸战略的地理分析
（一）对枢纽地带（韩魏）的争夺
（二）对主要兵力投入方向的选择
（三）结交盟友、孤立强敌

　　齐魏“马陵之战”以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群雄并立对峙，列国纷纷实行“合纵”、“连横”的军事外交战略，尽量联络与国，壮大自己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敌手，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其中最为强大的齐、秦、楚，各展图谋，竟成帝业，经过激烈反复的角逐，秦国终于挫败齐、楚两强，形成了对山东六国的巨大优势，从而开始了兼并天下的统一战争。本文探讨的是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政治力量的地域分布态势，并从地理角度来分析列强所实施的战略之特点及其成败原因。  

一  战国中期的政局演变及其时代特点
　　战国的历史发展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其引人注目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一）由魏国独霸转为七雄并立  
　　战国初年，魏文候任用李悝、翟黄、乐羊、吴起等贤臣良将，变法改政，行“尽地力之教”，致使国富兵强；对外扩张连连告捷，辟地千里、魏惠王曾“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称霸中原，盛极一时，但因树敌过多，在马陵之战中惨败于齐，随后又被秦军袭破，失河西之地，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334～323年，先后发生了齐魏“徐州相王”和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出现了七雄并峙交锋的混乱形势。它们彼此间虽然略有强弱之分，但实力相对均衡，并没有一国能够占据绝对优势，各邦诸侯“握其权柄，植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二）战争更加残酷激烈  
　　 1. 战国前期，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各国的人口、财力取得巨大增长，这就为军事冲突规模扩大、时间持久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战国策•赵策三》所言：“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  
　　 2．冶铁技术的普及，使铁兵器的制造和应用得到推广，武器装备水平迅速提高，大大加强了杀伤能力；而战术的改进、兵法的运用，也明显促成了战争的伤亡增多。一次重大战役，往往“伏尸数十万，破车以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  
　　 3. 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也有所变化。春秋时期的大国征发主要是为了争夺霸权，被攻者一旦表示臣服，签订城下之盟，对方通常就会收兵息战。如楚庄王道：“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而战国时期的出征，基本上是以兼并城池和土地为目的，斗争常常是你死我活；冲突更加频繁、剧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三）“合纵”、“连横”的出现与流行  
　　在群雄实力均衡、战事酷烈的新形势下，诸侯各国都注重采用“合纵”与“连横”的谋略，也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醒目特点。刘向《战国策•书录》说当时，“兵车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转、代、厉之属。生从（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合纵”、“连横”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韩非子•五蠹篇》称：“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徐中舒先生对此解释道：“所谓合纵连横，原是以三晋为主，北联燕，南联楚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这是因为“合纵”、“连横”思想发源于三晋，三晋与燕、中山、宋等国在实力上略逊齐、秦、楚一等，需要在彼此间或与强国结盟未保护自己，求生存，图发展。《战国策•燕策二》：“又譬如车士之引车也，三人不能行，秦二人。五人而车因行矣。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索二国，因能胜秦矣。”但是它很快流行开来，也被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们接受和采用了。  
　　“合纵”与“连横”的宗旨都是强调“择交”，即在审时度势的情况下选择和结交盟友，以求联合制敌，形成力量对比上的优势，作为保持自己、削弱敌人的手段。所谓“恃连与国，约重致约，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择交”被看做是国家要务，如苏秦所言“安民之本，在于挥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  
　　因为诸侯之间的战争并不仅仅是两国交锋，常常要波及和牵动邻邦，所以列国的统治者必须根据时局的变化来及时调整外交政策，确定盟友和敌人，组成各种军事集团；并相互策应，协调兵力，以此牵制和打击对手。由于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各国间的联盟关系也在不断改变。“邦无定交，上无定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直到秦国数次破楚，在公元前284年，又操纵五国联军伐齐获胜，使齐、楚皆衰，秦独强于海内，开始了统一战争的步伐，才揭开战国历史新的一页，“合纵”、“连横”也被赋予了“摈秦”、“事秦”的特定内容。  
　　在上述历史阶段，列国所奉行之军事外交战略的具体情况和各自特点如何？孰优孰劣？它们和当时的地理形势有什么关系？下文将给予详细论述。  
  
战国中期形势图

二 公元前4世纪中叶战国的政治地理格局
　　公元前334年，魏国在接连惨败于齐、秦之后，惠玉被迫协同韩及其它小国诸侯赴徐州朝见齐威王，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即所谓“徐州相王”；此后中国进入了群雄角逐、纵横捭阖的混战时期。其概况如《史记•秦本纪》记载，除了秦国虎踞关中，“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候并。淮洒之间小国十余。……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   
（一）“战国”地区和周边地区  
　　依据当时各个邦国、部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综合特征，东亚大陆在地域上可以划分为两个较大的历史民族区域：  
　　 1、“战国”地区  
　　华夏农耕民族居住生活的广大地区，北抵蒙古高原，南至云贵高原、五岭和长江下游的楚越边境，东临大海，西达陇阪、巴山和三峡。主要分布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及若干中小诸侯。“战国”这个名词，今人多用来代表春秋以后至秦统一前的历史时代，而古人起初则是专指当时活动于中原及附近区域的那些诸侯国家；狭义的说法仅指七雄，见《战国策•赵策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战国策•燕策一》：“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广义的说法则把中山、宋、鲁、卫几个中等邦国包括进去，如刘向《战国策书录•叙》说当时：“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这样说的原因，是由于那些“千乘之国”也具有一定实力，虽然比不上七雄。但也能够对时局产生某些积极的影响，和强邻抗衡。《战国策•齐策五》载：“日者，中山悉起而应燕、赵。南战于长于，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宋康王也曾‘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战国”所在的华夏诸邦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皆称为“冠带之国”。春秋以来铁器、牛耕在内地的普及，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社会变革，多数国家已经过渡到封建制。相对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它们的经济、文化发达，军事力量也更为强大。七雄之间的战争结果，决定着由哪股政治势力担任政坛的最高主宰，支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运。  
　　2、周边地区  
戎、狄、羌、越与南蛮、西南夷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其北部有东北平原、蒙古高原，西有陇西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南部则包括云贵高原及东南沿海区域的丘陵、平原，围绕在战国诸侯所在的地区之外。
周边地区的北部、西北有东胡、楼烦、林胡、乌氏、义渠、朐衍、绵诸、貉、西羌等戎狄部族，生活环境较为艰辛，干旱少雨，不利垦殖；“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故皆为游牧民族。它们多处于原始氏族制向奴隶制过渡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层建筑相当落后；“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飨，无百官有司”。部落、邦族分散自立未能组织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春秋时期戎狄势力极盛，曾多次侵扰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并深入到内地居住，但在战国时期却被日益强盛的华夏诸侯不断驱逐、挤迫退出了中原地带。“秦厉公兵灭大荔；赵攻北戎，兵吏诛灭其王。其后韩、魏侵伊、洛阴戎灭之，岳渎之间无寇庭，唯余义渠苗裔，屡震秦边；及秦昭一血刃，置陇西、北地、上郡矣”  。  
　　周边地区的南部有巴、蜀、滇等西南诸夷，南蛮、百越及东南的越国。居民多以务农为主，但因铁器尚未推广，气候炎热多雨，丛林茂密；又兼地多红壤，难以开发垦种；所以生产水平较低，常辅以渔猎、采集等原始经济，只有成都平原的蜀国和长江下游的越国农业比较发达，周边南部的部落邦国的军事力量通常都很弱小，春秋战国之际的越国一度相当强盛，曾北上灭吴，兵伐淮泗，被公认为天下四强之一。但在公元前333年，齐国遣使说越王无强攻楚，遭到大败；楚尽取吴之故地，无强被杀，越诸子争立，破败离散。越虽未完全绝灭，但对中原政局已无重要影响，所以在这一历史阶段，就越国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来说，已和夷狄的其它弱小邦族没有什么区别。  
　　从以上情况可见，周边地区邦国部族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是相当淡薄的，而“战国”地区的七雄，则在各股社会势力当中占据支配地位，它们相互间的战争对当时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下面就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力量分布态势进行分析。

（二）“战国”地区的四个亚区  

第一，霸国地带  

　　由秦、楚、齐国构成，这三个国家地广兵强。它们的综合实力均超过了七雄中的其余四国都曾获得邻近中小诸侯的附从，担任过联盟首领，即某个军事集团的盟主。  
　　 1、齐国  
　　齐国本土在山东半岛与泰山以北的鲁西北平原，东临大海，其南部越泰山、泗水，到达豫东和苏北平原；疆界在襄陵（今河南维县）、彭城（今江苏徐州）与下邳（今江苏睢宁），与魏、楚相拒，统称为“南阳”[注] 。但其间穿插有小国十余，即所谓“泗上十二诸侯”、西部在今冀南、豫北，与赵、魏隔黄河为邻；《汉书•沟洫志》载：“齐与赵、魏，以河为竟（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星。”北有徐州、狸、桑丘，在今河北中部的大城、任丘、徐水一线以南，与燕国接壤。齐之形势完备，《战国策•秦策四》称；“齐南以泗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  
　　齐国农业自春秋以来获得了广泛的开发，又有鱼盐之利，桑麻之饶，手工业与商业十分发达”，号称“冠带衣履大下”。物产丰富，国力强盛。《战国策•齐策一》载苏秦言：“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张仪说齐土曰：“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威王时，诸侯“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注] 。马陵之战齐击败魏国，“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今天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亦载：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朝齐。”《战国策•燕策五》亦追述曰：“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莫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国除了实力强盛之外，还有一些有利于担任盟主的条件。秦、楚原先属于蛮夷之邦，后来受到中原列国的鄙视，“夷翟遇之”，如朱己对魏王所言；“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  而齐与三晋、燕等中原诸侯同受华夏文化熏陶，政教、习俗和意识形态相近。又与周王室有甥舅关系，历史上齐桓公曾“九合诸侯，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邻国”，因此在政治影响和号召力上略胜一筹。  
齐国的贸易发达，文化繁荣，政令宽和，对民风有很大影响。“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但另一方面，安逸、富裕的生活也带来种种弊病，如奢侈浮华、好财惜命，缺乏拼搏作战的勇气、“怯于众斗，勇于持刺”，“齐号为怯”。名将吴起曾议论道:“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干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荀子•议兵》亦曰：“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故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2、秦国  
　　其统治重心在关中平原，自然条件非常丰饶；边境又有黄河与秦岭为天然屏障，有利于国防。如苏泰对秦王所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经过商鞅变法，秦之国势蒸蒸日上，《史记•商鞅列传》载：“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对外作战屡屡获胜。《史记•秦本纪》载孝公19年，“天子致伯。”《事记正义》注曰：“伯音霸，又如宇。孝公十九年，天子始封爵为霸。”秦昭王曾与齐闵王并立为“西帝”、“东帝”。  
　　秦在东境与魏国的西河、上郡相连，南与楚国隔秦岭相持。《史记•秦本纪》载：“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马陵之战以后，秦把握时机，利用魏国衰弱的形势，逐渐夺回了河西故地，与三晋以黄河、崤函为界。  
　　秦国民风质朴刚劲，又受严刑酷法及军功赐爵、田宅的威逼利诱，所以遵从政令，作战勇猛。吴起曾指出：“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荀子•议兵》亦称：“秦人其生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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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破碎地带  

　　位于淮河以北、泰山以南，古代豫、衮，徐三州交界地域的诸多小国。他们主要分布在泗水流域附近，如《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所载：“淮泗间小国十余。”包括宋、鲁、卫、邹、薛、邾、滕，莒，杞，任，郯等等，亦称为"泗上十二诸侯"。这一地带多是平原旷野，土壤肥沃，河流湖泊纵横交织，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史记•货殖列传》载：“邹，鲁滨洙，泗，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毫。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但在政治上，这些诸侯皆为小国寡民。军事力量相当衰弱。战国前期，淮泗之间先后受到越人与楚人北伐、魏入东进和齐师南下，多次被诸强宰割兼并，或者沦为附庸，朝聘纳贡。服从军役、如《战国策•秦策五》所载“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泅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史记索隐》：“邾、莒、宋、鲁之比。”淮泗诸小国因为屡受侵略其城邑往往错置于齐、楚领土其间，分割零碎，所以笔者试称其为“破碎地带”。  
　　这一地带中宋、鲁、卫是周初分封的旧日望国，号称“千乘”。其中宋的实力略强，它地处今豫东、鲁南与苏北平原交接处《战国策•宋卫策》载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战国时宋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建都，并拥有东方著名的商业都市―陶，号称为“天下之中”。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较为发达，亦有一定兵力，曾被誉为“五千乘之劲宋”。  
　　战国中叶，淮泗流域是齐楚两强争夺激烈的焦点，众多小国亦如随风之草，叛服无常。《战国策•齐策一》载：“楚将伐齐，鲁亲之，齐正患之。”经过张丐的游说，鲁君改变态度，退兵回国。《战国策•宋卫策》亦载：“宋与楚为兄弟，齐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卖楚重以求讲于齐”宋王偃时势力有所发展，曾助齐攻魏，并向东北扩张《史记•宋徽子世家》载：“君偃十一年（公元前318），自立为三。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战国策•宋卫策》亦载宋康王（偃）：“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至公元前256年，来被齐国灭掉。乐毅率五国联军败齐后，宋之故地被楚、魏瓜分。  
　　
从战国中叶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来看，首先，齐、秦、楚三强之间实力相对均衡，并无绝对把握战胜对手。由于数强并立，统一条件尚未成熟，任何一国要想吞并邻国，都会遭到其它数国的联合抵制与阻击，难以一举成功。既然兼并天下的时机未到，齐、秦、楚等强国都先奉行徐图进展、谋求霸权的策略。一方面，胁迫或拉拢其他中小国家加入本方阵营，以壮大力量，形成对敌优势；另一方面，通过蚕食邻土以增强国力、打击并削弱争霸对手。待到时机成熟，再来扫清寰宇，一统海内。所以这一历史阶段列强之间交战的动机仍是争夺霸权，直到乐毅灭齐。白起陷郢之后，秦国独霸天下，才开始进行统一六国的战争。  

三 强国争霸战略的地理分析  
　　首先从地理角度来分析地国中期的军事冲突里，最为强盛的齐、秦、楚国在作战方向和兵力投入上有何共同性？显而易见它们都把中原地区作为自己的主要进攻方向。这三个大国的领土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对三晋、燕、中山、宋和淮泗诸小国构成了半包围的状态，在强国之间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它们的生存、发展在很大程里上有赖于能否操纵这一地区的政治势力，向中原进军扩张是这些国家的基本战略方针。一方面，因为齐、秦、楚三国在地理位置和环境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这对它们的兵力部署和主要进攻方回的选择具有不同影响；另外各国统治集团关于上述问题的主观判断也有正确和失误的区别，这些因素都对其争霸战争的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对枢纽地带（韩魏）的争夺  
　　如前文所述，由于韩魏所在的枢纽地带具有待殊重要的战略价值、对于开、秦、楚国来说，打败对手、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之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控制和利用韩魏两国，当时明智的政治家和统帅部这样认为，如甘茂言：“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国以三国谋案也。如此则伐秦之势成矣”。范睢对秦王所称；“今韩、魏，中国之处，两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附，想必卑辞重币以事亲”。顿子也说：“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贤臣万金以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两天下可图也” 。  
　　耐人寻味的是，在齐、秦、楚三强实力相侔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无法消灭韩魏，兼并其领土。韩魏受到大举进攻，通常会向其它强国求助，而后者不愿让自己的争霸对手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往往发兵支援。如《战国策•魏策四》载说客献书于秦王曰：“梁者，山东之要（腰）也。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去其中身，首尾皆就。个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诸侯教兵到来后，即能扭转战局的不利。迫使来犯者撤军休战，如公元前312年，“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果下师于崤以救韩”。迫于齐、秦、楚国力之间的相对均衡，它们只能选择联合而不是消灭韩魏的策略。如果能够迫使韩魏加入自己的阵营，不但可以壮大己方的军事力量，打破均势；还能在部队的运动和部署上构成有利的态势，迅速顺畅地开赴敌城，甚至进行多点攻击使对方腹背受敌，难以应付。特别是争霸的两个主要对手―齐、秦之间没有共同边界，只有假道韩魏方能交锋，如“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苏秦曰：“夫齐威、宣，世之贤主也。德薄而地广，国富而民用，将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后富（逼）韩威魏，以南伐楚，面攻秦”。另外、韩魏又是他们抗御对手的屏障，《资法通鉴》卷七：“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  
　　事实上，在这一历史阶段三强争霸的战争中，得到韩魏支持的一方往往在激烈的角逐中获胜，例如：  
　　甲：公元前313～312年，秦国联合韩魏，与齐、楚、宋作战，利用韩魏挡住了齐、宋的攻势，并大败楚国。蓝田之战若非韩魏袭击楚国后方，秦难以取胜。  
　　乙：公元前303～299年，齐挟韩魏对抗秦、楚、赵国，亦屡屡打败敌手。《战国纵横家书•八》“薛公相齐也，伐楚九岁，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淮北。”迫使秦国退地求和，并在垂沙之役中大胜楚军，攻占了大片领土。  
　　丙：公元前288～287年，齐国主持五国伐秦、迫于其声势，秦未敢应战；再次退地于三晋，以求息兵、宋也被齐国灭亡。  
丁：公元前285～284年，秦国得到韩魏的附从，能够假道出兵，攻占齐地；及操纵五国联军伐齐，大获全胜，打败并削弱了齐国，使之不再成为抗秦的主力，彻底退出了竞争行列。

下面对齐、秦、楚等强国对韩魏采用的控制方法进行分析：  

　　1、诸强控制韩魏的各种手段  
　　韩魏与诸强之间无信义可言。所谓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者。《战国策•赵策一》载：“秦楚战于蓝田，韩出锐师以佐秦。秦战不利，因转与楚、不固信盟，惟便是从。”秦王曾说：“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当时人们对韩魏的背盟欺诈已经熟视无睹，甚至说；“三晋百欺秦，百背秦，不为无信，不为无行”。为了操纵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确保韩魏留在自己的阵营，齐、秦、楚王强采取了以下措施：  
　　（l）置相  
　　派遣本国的贵族近臣到韩魏出任宰相。以影响该国的政策，如秦曾遣张仪相魏，樗里疾相韩；楚遣昭献相韩；《齐策•魏策二》所载：“苏代为田需说王曰：‘臣请问（田）文之为魏？孰于其为齐？’王曰：‘不若其为齐也’”。  
　　（2）质子  
　　强迫对方提供人身抵押。魏国在马陵之战失败后，皮氏：“（楚）乃倍秦而与魏、魏内太子于楚。”《战国策•秦策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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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与各族的走向融合
白寿彝
    春秋时期由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当时的中原各国较为先进者称为华夏，和他们相比邻或错杂居住较为落后者则被称为戎狄蛮夷，但未必尽是血缘之别。因此，各族的名称界限不严，对于某地的居民，有时称“夷”，有时称“蛮”，有的称“戎”或“狄”。崔述云：“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①，其说有据。《左传》中虽有“四裔”之称，开始了四方四族说的先声，但尚未有以“夷”、“蛮”、“戎”、“狄”分配于四方的概念。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称，到了战国以下汉族形成前后才逐渐出现。
　　周王室所分封的许多侯国，主要居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比较发达的文化，而且已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它们在古代文献中，称为中国、华夏、中夏等不同名称。
　　夷即“尸”字，甲骨卜辞中有“隹尸方受又”（《甲》279）、“侯告伐尸方”（《粹》1187）等记载。金文中有“东夷”（《小臣》）、“南夷”（《宗周钟》）、“淮夷”（《兮甲盘》），又有“西门夷”、“（）夷”、“京夷”和“（界）身夷”（均见《师西》），等等。文献中主要有舒夷、淮夷、徐夷和莱夷。舒夷在今安徽中部，淮夷分布于今淮河下游，徐夷又称徐戎（《尚书•费誓》）或徐方（《诗•大雅•常武》），在今安徽泗县北，莱夷在今山东半岛的东北部。至于所谓“九夷”者，不一定是确指，言其支裔繁多而已。
蛮字见于金文，为称“蛮”（《兮甲盘》），也有称“蛮方”（虢季子白盘》）者，似指西北方的狁而言。晋、秦两国附近也有所谓“百蛮”（《晋公》）和“蛮”（《秦公钟》）的，和《诗经•大雅•抑》中的“蛮方”一样均指西北之族。此外，河南韩国附近有“百蛮”（《诗经•大雅•韩奕》）、东方鲁国附近有“蛮貉”（《诗经•鲁颂•宫》）。《诗经》中又有“蛮荆”（《小雅•采芑》）之称，指楚国，《左传》中的“陆浑蛮氏”（成公六年）、“戎蛮子”（昭公十六年），都指居于中原的戎蛮之族。顾栋高云：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往往不能举其号第，称蛮曰‘群蛮’，濮曰‘百濮’，以概之，盖其种类实繁，其地为今某州县亦难可深考。”
戎字也见于甲骨卜辞，如云：“征戎”（《乙》4692），周代金文中有“东国戎”（《班》铭），又有将狁称为“戎”（《不》）的。《尚书•费誓》称徐为戎，《左传》中的“戎”名国族者很多，有鲁、曹附近之“戎”（《左传》隐公二年、庄公二十年和二十四年）；有楚国南方之“卢戎”（《左传》桓公十三年）和“戎”（《左传》文公十六年）。又有“北戎”（《左传》隐公九年、桓公六年、僖公十年），大概与晋、郑、齐、许诸国相近，似为居于黄河以北而邻近“诸夏”之戎。还有“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当是居于“北戎”邻近的山区之中，也有说它在山东境内曾与齐、燕诸国发生交涉。所谓“诸戎”（佐传》襄公四年、昭公六年），大概居于河北山西境内：“骊戎”、“犬戎”等，在晋国附近，曾与晋国通婚，似是晋之附庸。《诗经》、《左传》和《国语》皆有“西戎”之称。中原黄河流域，也多戎族，“杨拒、泉皋、伊雒之戎”、“陆浑之戎”，（也称“阴戎”、“九州之戎”）、“戎蛮氏”等，皆是其例。司马迁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绳戎、翟、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足见戎族确是一个支系甚多，不相统一，经常变动，“随地立名，随时易号”的大族，要想弄清它的支系和分布，确实困难。
　　狄字也见于周代金文，如“狄”（《曾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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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地理形势
郑中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正当春秋剧变，社会变革，诸侯逐鹿，割据天下。当此之时，东周天子，号令无用，徒有虚名，蜗据河南西隅，中原群雄遂起而争霸。
诸强中，以齐为壮。齐居山东，半岛之国，北临渤海，南达泰山，东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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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元前26世纪－公元219年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国]  
[出自《中国历代战争年表》] 1985  
年表索引  
传说时代：前26世纪－前22世纪  
夏、商、西周：前22世纪－前770年  
春秋：前769年－前476年  
战国：前475年－前221年  
秦：前221年－前207年  
西汉：前206年－公元24年  
公元  
东汉：25－220年  






年表索引  
年表索引  
公元前  王朝纪年  战争名称  



传说时代：前26世纪－前22世纪  
传说时代：前26世纪－前22世纪  
26世纪－22世纪  神农氏  神农伐斧燧之战  
黄帝  黄帝、蚩尤诼鹿之战  
黄帝、炎帝阪泉之战  
尧  尧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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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冶铁业的发展与重要铁工业地点
白寿彝

冶铁业在春秋末期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鼓风方法的出现也就发明了冶炼铸铁的技术。战国时代虽然开始广泛地使用了铁制工具，但是早期的铁，质脆而硬，容易折断，不很耐用。战国后期，在今之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河北燕下都遗址出上的六角锄两件，经考查是利用退火方法制造的表面为低碳纯铁，而中心为硬度高的体质复合铸件，使用过程中将表面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说明这时解决了一些工具所要求的既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又具有韧性的矛盾，大大提高了铁制工具的功能。
由于冶铁的需要，到战国时代发现与开发的铁矿已有不少，据说这时“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海经•中山经》）。人们在采矿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知道“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此山之见荣也”（《管子•地数》）。所谓“荣”，具有矿苗的意思，所谓“赭”，就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块，常和赤铁矿共存。据《山海经•五藏山经》载，有明确地点的产铁山计有三十七处，分布于今之陕西、山西、河南和湖北各省，即在战国的秦、魏、赵、韩、楚国境内，尤以韩、楚、秦三国为多。
　　战国时代各国已有许多重要冶铁手工业地点。西汉时宛地经营冶铁业的孔氏，其祖先原是梁人，以“铁冶为业”（《史记•货殖列传》），足见魏国必有重要的冶铁地点。秦国在商秧变法后，“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司马迁的前四代祖先曾任秦的“铁官”（《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秦也有自己的冶铁地点。赵都邯郸也是一个重要冶铸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为业，财富与‘王者’相等，就是西汉初年临邛（今四川邛峡）人“用铁致富”（《史记•货殖列传》）的卓氏，其祖先也是赵人。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临淄北）也是个重要冶铁地点，近年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的约四十万平方公尺。楚国著名的冶铁地点是宛（今河南南阳），有所谓“宛钜、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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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封建说质疑：从孔子思想与周初政治看西周社会性质
朝代：春秋战国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关乎中国历史如何定位的一件大事。五十年代初期，史学界曾就此问题进行过长达数年的热烈讨论，此后也不断有人对此发表意见。本文拟着重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西周社会性质谈点看法，不当之处，诚请批评指正。

　　战国封建说是五十年代初由郭沫若提出的，是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他如西周封建说等皆不能同之相比，笔者本人也一直对之深信不疑。然近年却因一些学术难题的困扰而渐生疑窦，难以释怀。而在拜读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以下简称李书）之后深受启发，顿觉今是而昨非，颇有一吐为快之念。

　　我是研究近代史的，对古代史并不熟悉，本不愿介入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怎奈近代中国是由古代中国发展而来的，研究过程中往往碰到与之有关的问题，令人不得不想。例如，你若说太平天国是反封建的，他就说中国自秦以来，就不再是封建社会，近代史上何封建之有？其理由只有一条：外国没有，马列没说。事情弄到这步田地，还如何进行讨论？再如，你若研究曾国藩的思想，就不能不涉及儒学的本质与基本评价。而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对它的历史背景和大致走向略作考察。实际上，这已经超出近代史的研究范围。而当我向史学界寻求答案的时候，不料却陷入更大的困惑：孔子是哪个阶级的思想代表？儒家学说是何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反映？这个思想体系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如此等等。那些昔日从教科书中得来的说法，似乎已经受不住进一步地推敲。例如，按照战国封建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属奴隶制社会，他当为奴隶主阶级和奴隶占有制度的思想代表，儒家学说创立之初就是反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而事隔多年之后，汉武帝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究竟是儒学变得革命、进步了呢，还是此时的地主阶级已经反动、腐朽？一个生来反动、一直反动的思想体系，竟能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近二千年，似乎不可想像。然这些问题，从现在的古史分期中却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新儒学一派虽调子唱得很高，但旨在强调其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也没有打到点子上。他如农民战争问题，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力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问题等等，都是所谓『外国没有，马列没说』的老大难问题，皆直接间接地与古史分期问题有关。

　　这样，就不能不使人反思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不能不对至今主导着中国史学界的战国封建说产生疑问，越来越觉得西周封建说有道理。尤其最近读过李书之后，更是如此。该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五帝』传说时代，尤其夏、商、周三朝的社会矛盾与国家形态的形成、发展、成熟，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著名专家的高度评价。笔者打算从孔子思想入手，主要依据这部鸿篇巨制，参照其他著作和有关资料，谈点自己的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诸师友，也算是对战国封建说的一点质疑。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据范文澜的统计，仅《论语》一书『记载讲仁的话』，就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若再加上其他儒学经典，那就更为可观。他认为，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和仁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最高的政治思想，德指仁义，礼指一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1]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及亲亲、贵贵、尊尊、贤贤、长长、幼幼等。而实际上，礼、乐不过是其外形，只有仁才是它的内含。『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那么，究竟什么是仁呢？孔夫子曾做出各式各样的回答。尤其《论语》一书，提问对象不同，答案也不同，但大致不出上述范围。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实际上都是在说仁和礼的关系。而实质性的回答则有三次，一载《论语》，一载《史记》，一载《中庸》。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还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4]『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5]『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哀公问政。子曰：『为政在人』，『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并解释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6]意思是说，他讲的仁，就是要把人当成人，对人有爱心和同情心。不过，对人所实施的爱有亲疏之别、贵贱之分：『所以治爱人，礼为大』[7]。而按照战国封建说，孔子当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政治主张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极力维护日趋衰落的奴隶制度，反对新生封建主阶级的。然细思起来，却颇有不合。难道只有奴隶主阶级，才是推崇爱人、提倡爱心和同情心的吗？读李书殷商篇，一点也体会不到奴隶主阶级有什么仁者『爱人』，有什么『仁政』。对奴隶如何且不必说，即如纣王受辛，连贵如相、侯，亲为叔父、岳丈的比干、鄂侯、九侯都要剖之、脯之、醢之，哪里还有一点『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的味道？或者只是出于统治阶级的虚伪，唱点高调欺骗民众。然而，国家却并非什么慈善之物，它首先是暴力的象征，是专门用来解决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所以，夏、商两朝的统治者，尤其商代，从不掩饰这一点。他们总是公开的、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大肆张扬暴力的淫威，用酷刑和大规模屠杀来制服奴隶或内部反对派。决不允许有人大唱反调，用曲折的手法为那些被屠杀的奴隶鸣冤叫屈，变相地指责他们的残暴。既然同为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必然在本质上有基本相通的东西，尤其读过李书夏、商两朝的历史之后，更加坚信这一点。然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却好像并非如此。譬如鲁国君主，按战国封建说应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吧，他就不仅不讨厌、加害孔子，反而问政求教，委以重任。其后孔子下台，亦非失宠于鲁君，而是『堕三都』失败，被『三桓』排挤出局的。凡此种种，不能不令人深思。

　　往日在研究曾国藩与儒学的关系时，曾得到一个孔子思想源于西周文、武、周公的信息，迨近读李书之后，方知此言不虚。自西伯姬昌主政以来，就实行『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政策，还因此几遭杀身之祸，被崇侯虎在纣王面前告了黑状：『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其侥幸脱险后，佯俯商受，阴行仁政，借以『感召』诸侯，壮大实力，以为破商复仇之资。周朝建立，武王去世，周公姬旦主政之后，亦动以『爱民』为言，时以亡殷为鉴。他曾告诫奉命监视殷地的卫康叔说：『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8]。范文澜认为，孔子『崇拜辅助成王制礼作乐的周公旦』，师承于『文、武、周公』[9]。《中庸》亦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0]由此顺藤摸下去，则发现了更多的线索。

　　西土周国主要是在文王的治理下强盛起来的，克商大业由武王完成，而周公旦则是周初政治的关键人物。『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同八百诸侯会盟于盟津，『周公辅行』。武王举兵伐纣，周公旦是主要助手和姜尚之下的最大功臣。克殷后受封鲁公而不之国，『留佐武王』[11]。『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12]在此关键时期，周公旦实际上成为当时周王朝的最高决策人。他制定规章制度，设置中央机构，分封地方诸侯，使国家形态臻于完善，不仅奠定了周代数百年基业，且于后世具有巨大影响。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虽由世子伯禽赴国，但思想政治一准周公之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周初政治的缩影。『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13]，更使其在诸侯中享有特殊的地位。鲁国的文化遗存尤为丰富，与宋国同为『保存商周文化最多的旧国』和诸侯『观礼』[14]的盛地，欲观商礼赴宋，欲观周礼赴鲁。孔子先人为宋国贵族，曾祖时避难至鲁。自幼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不可能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整理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教本以课徒授馆，从而创立了儒家学说。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5]可以说，孔子继承了此前为止的中国主要的文化遗产，尤其周初的思想政治方针。他的学说，可谓周初政治的思想结晶。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亦是殷、周交争的历史。其六经的内容周代占有绝大部分自不待言，即如《大学》、《中庸》、《论语》中种种有关治国治身的哲理，也好像多是从这段历史中抽象出来的。

　　然而，作为一种在社会上居于指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带有极大的可操作性，它的制定与实施，完全是政治家的行为，绝不同于思想家的坐而论道和纸上谈兵。尤当殷、周之间隐隐相抗，决定国家与个人命运的生死关头。所以，虽然同样倡导『仁』和『仁政』，但在文、武、周公那里与孔子那里有着实、虚之别。就是说，前面提到的『笃仁』、『爱民』等说，与当时的社会实际要具有共通性。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它应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一是理论要接受实践的考验，这种思想、政策要符合社会的要求，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和整体实力的增长，能够切实起到推动作用。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际问题。其克商前后究竟属于什么社会性质，处于哪个发展阶段，要通过实际考察才能确定。

　　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多位史学名家都曾作过论述，兹仅举范、翦、白三家为例。关于周族克商前的社会性质，范文澜与白寿彝都认为尚处于早期奴隶制阶段。其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是农奴或公社农民，而不是奴隶[16]。至于克商之后，范文澜认为原来的奴隶得到解放，升级为农奴。而翦伯赞则认为，商、周两朝社会阶级结构有很大不同：『奴隶是商代农业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卜辞中所见的众或众人就是奴隶。』而周代的『农人、农夫，又称庶人、庶民』，『实质上就是农奴，他们是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17]白寿彝虽然采用战国封建说，但亦明确肯定，即使殷商故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也不是奴隶，而是聚族而居的『公社农民』。西周征服者仅『满足于征收赋税』，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宗族奴隶。同时指出，在当时的整个西周社会中，奴隶虽仍存在，『但数量并不多』，且『只有少数用在农业生产上』。同时，他还专门批驳了那种认为西周社会奴隶数目非常之多的观点[18]。按一般常理，社会性质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若有两种以上同时并存的话，则由其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既然奴隶占有制不再成为制约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主要生产关系，虽因战俘、债务、犯罪等在其他生产部门，以私家奴隶的形式保留一些奴隶制度的残余，也不应再将西周划入奴隶制社会了。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说，恐怕也是一个误区。因为土地私有制并非中国封建社会所固有的特点，而是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当封建社会刚刚脱离奴隶制社会时，都是领主分封、土地国有、长子继承，中国、西欧大体相同。翻读有关周代战国前与西欧中世纪的一些史书，觉得两者的社会情况好像差不多。若以土地私有制为限，将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划入奴隶制社会，势必夸大双方的差距，使中西之间在这一问题上处处失去共性。这好像是用现有的社会常识来测量古代社会，其客观性如何，是令人怀疑的。

　　比较而言，李书应该算最新研究成果。我粗粗翻检了一下五十年代，分别由三联和江西人民出版的两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其有关夏、商、周三代的情况，皆因缺乏金文、甲骨文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依托，远不如李书那样言之凿凿。然将商末、周初两相比较即可发现，其间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和明显的。例如，在商朝社会中，国家若不使用残酷的刑罚，甚至大规模的屠杀手段，就无法镇压奴隶们的反抗，维持社会与生产秩序。由于中国奴隶制的特点，斗争的双方，往往是庞大的奴隶群和全副武装的国家政权，其逃跑和反逃跑的斗争，就显得特别酷烈。若用现代影视手段将之重新演示出来，不知会是一种什么情境。大概会使罗马角斗场相形见绌，只有斯巴达克思起义失败后的场面，方可与之相比。难道这一切，可以用人性的善恶来解释吗？我们似乎可以从这里得到启发，实事求是地理解孔子思想与周初社会政策的实质。他们强调爱民，推行仁政，绝非有如儒家宣传的那样，由于他们心地纯良，天生圣人，最能体察上天好生之德，而是出于社会，尤其统治阶级的需要。这就是说，无论克商之前还是克商之后，周的社会内部都没有殷商那样两大阶级尖锐对抗的情况。浏览商朝历史即可发现，奴隶逃跑和集体遭到屠杀的事件接连不绝，用奴隶祭祀、殉葬的情况亦比比皆是。及读至周史嘎然而止，一条记载也没有，仿佛步入一块新天地。

　　据载，周自『不至武王凡15世，当属信史』，前后『约450年左右』，时间上略与商代『相当』[19]。但其社会发展进度却大为落后，在很多方面带有原始性。即使阶级分化已经开始，也绝不会达到殷朝那样贫富悬殊、尖锐对立的程度。现有考古发掘与金文、甲骨文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没有提供与此相反的证据。以礼器陪葬表明周人重礼，但却找不到大量财物和殉葬奴隶。史籍有关周之先公先王『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20]的记载，亦并非全属儒家杜撰美化，而只能说明其早期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原始性，尚处于奴隶制社会早期，亦即原始社会末期，大量保有原始社会的特点。民众对部落首领的尊敬和爱戴，完全出于内心，与而后对国家官员的尊敬不是一码事，那主要是出于对暴力的畏惧。恩格斯对此曾作过精辟的论述。故其先公先王直至文、武二王，无须过分张扬暴力。在国家初成、已具暴力的前提下，只要借助礼教与原始淳朴遗风，即可辨等明威，维持社会秩序。在文王之前，这些做法也许出于自然。及至文王一代，为覆强商而报父仇，大约开始有意标新立异，宣传和推行这种思想政治主张，制造周、商之间善恶形象的对立，以吸引周边小国，壮大自身实力。故《诗》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1]而虞、芮二国自行息讼的事例，则更可较为具体地说明这一点。相传『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盍相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君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让所争地以为闲原。』或称『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或称『二国相让后，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咸尊西伯为王。』[22]基于这种政治经验，周于克殷之后改变殷人原来对待奴隶的政策，提高其社会地位，以换取社会的稳定与生产的发展，也是顺理成章的。鉴于中国宗族奴隶制的特点，只要征服者改变政策，不再奴役和任意杀戮失败者，有如周对商朝遗民那样，准其择贤立国，位列诸侯，奴隶制度的发展也就中止了。也有人以『周因于殷礼』一条，作为西周奴隶说的依据，实际上也不足以服人。因为法律、制度上的承袭，与生产关系上的延续，毕竟是两回事，何况还有『所损益可知也』[23]一条。例如，商代以奴隶殉葬、祭祀二事，周朝就没有继承。范文澜称，西周曾明令禁止用奴隶殉葬、祭祀。而孔子则连以陶俑陪葬也加以反对：『始作俑者，其有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24]至于私家奴婢和罪徒苦役，则一直留存到汉、晋以后，也不能作为确定西周奴隶制说的根据。

　　周以西土蕞尔小国攻打中央大国商，其实力之悬殊何止数倍？而竟于一日之内战而胜之，取而代之。这个经验教训，是不能不令周初政治家好好总结的。大致说来，周胜商败的原因都有三条，惟第三条是共同的。内部团结、上下协调和恩威兼施征服周边各国是周取胜的主观原因，而连年征战、民怨沸腾与朝政昏暴、内部离心离德是商失败的重要原因。然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残暴的奴隶制不得人心，武王伐纣得到众多诸侯和殷国奴隶的支持。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出发时，『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总兵力近五万人。及至双方在牧野列阵决战时，『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按周国的兵种配置推算，总兵力当有六十多万人，大大超过周国本身的力量。而在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殷方又生『前徒倒戈』之变，从而导致全军瓦解，一败涂地。《史记》曾对此作过生动叙述：『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25]周鉴不远，在殷商之世。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的周初政治家，不能不严肃考虑未来的发展前途，审慎选择自己要走的政治道路。他们面前摆着两条现成的路，一条是自己走过来的，一条是亡商走过来的，却没有一条路可以照旧走下去。周在克商之前，尚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克商之后，政治重心东移，民情社情变化很大，将原来一套做法照样搬到殷商故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以殷为师，甘受同化，全盘继承它的覆国之策，则目前尚未可知，前途尤堪忧虑：亡殷覆辙，岂可重蹈？他们不能不为子孙后代着想。每朝每代的统治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总是希望王权罔替，传之千秋万代。他们眼见殷人失国之痛，若照猫画虎地去学它的样子，实在难以建立起这样的信心。这样，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对殷、周两家兼取并用，扬长避短。殷先进，很多地方值得周学习，但也不能不有所舍弃；周落后，舍弃者在所难免，但也有很多宝贵之处，必须继承下来。于是，中庸之道就成为周公治国的秘方。这样，他就不能不认真地研究殷、周两家的历史，探索殷『所以兴，所以亡』的规律，以及周所以兴旺壮大，终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原因。唯尚折中，但求至当，从而在政治上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并非一般推理，亦为其后发生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上天不会独钟周人。克商二年，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却因而引起亲贵大臣的不满，管、蔡挑动武庚叛乱，蒲、奄、淮夷群起响应，从而使刚刚建立的周王朝陷入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周公旦先以大局为重说服姜尚、召公，取得亲贵大臣的谅解，稳定了丰镐的政治形势，巩固了自己的权位；随之亲率大军平息了东方各国之乱，建军八师，设立卫国，以卫康叔监视殷地；最后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以求得殷商故地乃至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结果，『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26]，遂致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周王朝成为夏、商之后的一代强大王朝，华夏民族形成空前未有的大一统格局。周公旦也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政治家。

　　当时，周公旦面临着两大政治难题，一是殷民的反抗，一是殷人原有的奴隶。二者相互关联，处理当与不当，都将关系到周朝的安危。范文澜认为，临阵起义的奴隶，已因反戈之功受到奖励，被武王解放了，升格为农奴。而大量用于农牧业生产的奴隶也获得解放，成为农奴，但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不过，就常理而言，这种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何况，周人也没有继续使用这些奴隶的理由。首先，从认识上说，他们没有以奴隶获利的经验，却见到殷人因奴隶造反而致亡的教训。他们既没有将失国的殷民掳为奴隶，为什么要接受这份遗产，抓住其原有大量奴隶不解放呢？同时，他们既无在生产上以暴力管理大量奴隶的经验，也无这个力量。既以全国半数以上的兵力防止殷民叛乱，哪里还有兵力像殷人那样，用来大量使用、关押及追捕、屠杀奴隶？再者，武王克殷与汤逐夏桀不同。商人以强兼弱取代夏朝，自视民族优越，又得天神佑护，可以任意奴役和屠杀他族，从来不会想到自己会失败，会向别人学习。周人则因比商族落后太多，自认以民心取胜，并不能因克殷而产生民族优越感。商人瞧不起他们，心里老大不服气，只有继续以争取民心来巩固已有的胜利。正像民国年间的著名学者王国维说的那样：『殷周之

sword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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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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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rdolf

春秋形势估计图

fuxinwang

咋都是在河南的区呀？

sephodwyrm

河南毕竟就是中原之地，也是诸侯们必争之地。

sephodwyrm

还有, 多谢你的贡献. 本人存了这些资料做考察.

xuweixin_1

不错，收下了，有时间会慢慢研究的，继续努力啊．．．．

海边看夕阳

Great,it could be a basis to make the War Country,make the story script form it.

zxy0018

强啊！

看了好久。。。。。。。。。。。。。。

Waitcu.A

重新看了一下，资料特别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