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孔夫子遇见达尔文

arthurhahn

当孔夫子遇见达尔文（一）

                   文/故宋遗民

即使在儒学仍是主流学术的时代，亦不乏将儒学视为无用之学的声音。孔子九世孙孔鲋就自承：“吾为无用之学。”儒学渐渐登堂入室，由学术而意识形态，由意识形态而准宗教化，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观念却也如影随形般植根于普遍观念中。宋真宗写《劝学篇》，也不过强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鼓励平民通过读圣贤书改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这好比经济作物的推广者告诉农民：“种植水果能够增加收入。”然而“增加收入”只是经济效益，并不是水果的“用”。能吃、好吃才是水果的“用”。

儒学能吃吗？当然不能。《聊斋志异》中有个书痴，沉迷书本不事生产不通交际，“实信书中真有金粟”。蒲松龄在神话语境中依靠机缘巧合，真的让他拥有了金子房子妹子，与其说是对《劝学篇》的诠释，不如说是对《劝学篇》的反讽。故事的结局是书痴中举当了官，依靠权力霸占了别人家的小妾，买了田产房屋辞官归隐。——这书可真正算白读了。

倒是“五四”以来，儒学的批判者，多少看出了点“儒学有什么用”的门道。开口便是“愚忠愚孝”、“维护皇帝统治下封建秩序的工具”。虽则“皇帝统治下封建秩序”这种奇怪史观的定语惹人发笑，但既有“忠孝”这种核心价值观表达，也有“维护秩序的工具”这种社会功能性阐述，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忠孝是愚的吗？这个时代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点头。在他们看来，忠孝这种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是愚蠢的，违反人性的。——或者换成温和的表达：前现代的、属于农业文明的、不科学的。

我们不妨科学地来谈谈人性。关于人，比较科学的定义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动物。”这个定义可以简化为“智力达到某种阀值的动物”。人，本质上是一种比较高等的动物。而智力仅次于人类的动物，是大猩猩、大象和海豚。

大猩猩和海豚是众所周知的聪明动物，大象智力仅次于人，可能就不那么众所周知了。对大象智力的好评，来自两个重要的依据：第一，大象的神经元数量是2.3×10^10，人则是8.5×10^10，基本处于同一量级；第二，大象有极强的社会属性，并表现出利他倾向。孟子说人和禽兽的分别，在于人有恻隐之心。大象也有。在印度，一头负责将圆木插入地洞的大象，有一天突然拒绝插入圆木了，然后人们发现因为地洞里躺了一只狗，直到人们将狗抱出，大象才继续工作。

利他倾向被认为是检验动物智力的重要参数，是有着进化层面的意义的。进化不是简单粗暴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当生物的脑容量达到阀值，强和弱、优和劣的竞争，就不在局限于体力层面，而增加了智力因素。

老虎相比狼，在体力层面占据绝对优势。但老虎是独居动物，狼却是群居动作。狼群通过分工合作，可以将更强大的物种老虎变成食物，这使得狼在自然选择中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而狼之间的分工合作，势必进化出利他的本能。逻辑很简单：利他产生个体之间的信任感，有利于分工合作，更容易获得食物，使得具备利他倾向的狼更容易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随着“过于自私”的狼逐渐被淘汰，利他的倾向逐渐被固化为物种特征。我们都知道“狼狈为奸”这个成语，但狈这种生物，从来没有被人类真正发现过。一般认为，狈可能是前腿受伤的狼，不得不依赖同伴获得行动能力。在关于狈的文化记载中，狈是狼群的军师，有着高于狐狸的智力，能帮助狼群规避风险。这使得“狼狈为奸”具备了生物进化出分工协作机制的样板意义。

分工协作机制出现的前提，是生物的脑容量达到阀值，具备一定的智力。但脑容量的增加，意味着幼体在母体中需要更长的发育时间。而过长的孕期，会导致母体生存能力大大降低。自然选择优选出了最佳的妥协方案，即幼体在脱离母体后进行二度发育以缩短母体孕期，代价则是出生的幼体只能算“半成品”，必须在母体的帮助下渡过漫长而脆弱的二次发育期。

生物的终极本能是延续自身的基因，这种本能甚至高于延续自身生命的本能。这就是为什么雄性蜘蛛和螳螂甘心成为配偶的食物，以确保继承自身基因的幼体得以存活。因此动物很容易地进化出了“母爱”，以削弱自身生存能力为代价，尽可能地给予幼体帮助和照顾。这种单方面的付出，是不求回报，也无须回报的。幼体的生存（即自身基因的延续）就是最好的回报。

延续基因的本能高于生存本能，并非先验的存在，更非生物个体的主动选择，而是自然的筛选机制。重视生存本能超过延续基因本能的个体，更不容易留下后裔以延续自身基因。但是当人类文明出现，尤其是当人类具备了较高水平的生产力，这个筛选机制失灵了。由于食物相对充足，天敌威胁削弱，幼体的基本生存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一个尽责的母亲，和一个不那么尽责的母亲，留下后裔的概率基本上处于同一量级。延续基因的本能，不再鼓励母体对幼体的利他倾向继续积累。

旧的筛选机制失效后，新的筛选机制很快出现了。文明的发展，依赖智力成果的传承。只有当包括技术、发明、文化在内的一切智力成果尽可能地被下一代继承，文明才能够不断进步。智力传承比较好的族群，会迅速领先于智力传承不那么好的族群。在野蛮的时代，“落后就要挨打”是毫无疑问的真理。挨打的后果，很可能是落后族群失去生存资源而完全消失。——当人类失去动物界的天敌，族群和族群之间的优胜劣汰开始了。

然而族群和族群之间的竞争，对个体来说是非常不敏感的。早期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能不会超过30年到40年。由于族群分布相对稀疏，族群对族群的淘汰过程很难在一代人时间内完成，更多的是代际优势积累。等劣势族群意识到整体智力差距时，很可能已经来不及调整策略对后代进行智力传承了。更重要的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优势族群自发产生了代际智力传承的行为模式，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呢？

基于个体理性的“孝”出现了。母体对个体的单向投入，转变为个体和母体间的双向投入机制。母体对幼体投入的加大，促使幼体成年后获得一定的相对优势。而幼体对衰老母体的回馈机制，使得母体寿命延长，有了更多的时间，让智力成果有更大概率被幼体有效继承。不孝的幼体与孝的幼体在智力继承上的差距逐渐拉大。伴随着对偶婚与私有财产的出现，孝的个体凭借智力资源，可以获得更充足的食物和较为优渥的生活质量，这使得孝的个体在交配择偶中占据优势，有更大的几率延续自己的基因。

随着代际累积，最开始可能是基于随机数偶然出现的“孝”行，在残酷的优胜劣汰中逐渐被固化。这一固化过程是如此的漫长，漫长到若干代后的个体已经完全意识不到“孝”在生存竞争中的功利意义，仅仅只将之视为一种传统或习惯。

人们把“孝”视为美德，发明了“百善孝为先”的格言，将这种基于功利的进化策略一代代传承。虽然人们早就忘了为什么。